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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我不务正业很多年   

2016-10-28 23:26:28|  分类: 古往今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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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务正业很多年

陈仁德

 

在切入正题前,我先说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漫画家华君武的一幅漫画。画面上鲁班师傅正扬起头对一群人大声训话:“你们要下定决心当一辈子木匠!”站在鲁班师傅面前的有李逵、曹雪芹、林黛玉等人。李逵手握板斧,昂首挺胸,志得意满,显然,他对这个工作能够愉快胜任;曹雪芹却低着头,长长的发辫垂到腰下,无可奈何之极;林黛玉表情最沮丧,她握着葬花锄,愁眉苦脸、花容失色。千万不要认为这是笑话,当年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不管你适不适合,只要叫你去做什么,你就得“下定决心”去干一辈子,曹雪芹林黛玉概莫能外。试想,如果真要曹雪芹林黛玉下定决心当一辈子木匠,将会是什么结局?估计曹雪芹林黛玉一定做不好,一定会不务正业。

当年我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这个话现在可以痛痛快快地说了。

这么说吧,在我45岁以前,我从来没有在一个自己喜爱的岗位上工作过,其中只有一个岗位曾经有过短暂的喜爱,后来很快就失望了。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和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完全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命运把你抛弃到哪里,你就在那里不能动弹,用最通行的说法就是“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决定你命运的某个人把你狠狠地拧在那里,你休想挪动半分。你如果居然敢说你不喜爱自己的职业,就会有一大堆帽子在等着你——“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无组织无纪律”。

我从小喜爱文学,尤其喜爱诗词,一心一意做着文学梦。可是,当我还没有进入梦境时,梦想就破灭了。首先是失学,然后是下乡,之后做过多种职业,都与文学绝缘。

我做过些什么职业呢?先是种田,也就是插队务农,以耕耘为生,春夏秋冬风吹雨打都在田间地头,几乎做过所有农活,手掌全是干茧。后来又到某山区供销社生产资料门市部做营业员,出售粪瓢粪桶之类,每天面对着堆积如山的粪瓢粪桶以及毒气弥漫的农药化肥,欲避而不能。再后来又到县土产公司做苎麻技术员,每月有20多天在村社查看苎麻生产及收割加工等。如此等等,都与我所爱的文学毫无关系。

坦诚地说,我从来没有热爱过自己的本职工作,职业只是我无可奈何的谋生手段,而不代表我精神层面的追求。这样一来,不务正业就不可避免了。

在工作上,我的底线就是完成任务,不出差错,从来不去争什么先进。所以,我虽然学会了几乎所有农活,却决不是种田高手;虽然对出售粪瓢粪桶的业务很熟练,却决不是业务尖子;虽然了解一些苎麻的基本常识,却决不是技术骨干。我从插队时开始,就用业余时间自己看书学习。那正是文革疯狂之时,看书如同做贼,只有风险,毫无功利,更谈不上什么“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只是兴趣使然。

插队种田虽然辛劳,但氛围相对宽松,贫下中农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才不会管你收工后在做什么呢。到了供销社就不同了,我所在的供销分社一共才五个人,可是也算一个单位,有着各种莫名其妙的规章制度,这时便有人阴阳怪气地出言语了:“业余时间不专研业务,看啥子《唐诗三百首》哟。”

很奇怪的是,业余时间其他同事聚在一起大声喧闹着说那些流里流气的黄段子,或者不知疲倦地“剃光头(打扑克)”,却从来没有人说他们不务正业。我关起门来静悄悄地看书,却有人指责。

我做苎麻技术员时,文革已经过去,不必再偷偷摸摸看书了。我住在乡下的旅馆里,白天下村,晚上坚持看书做笔记。这一时期我学完了《诗经》《楚辞》《古文观止》《玉台新咏》等,积累了一大叠笔记。《白居易忠州诗注》也是这时完成的。我常住的公社旅馆条件很差,被子又脏又黑虱子成群,蚊帐破洞大如拳,晚上蚊如雷鸣,一天只有一盆水,早上洗脸晚上洗脚。这些困难对于我这样一个曾经插队四年的人只是小菜一碟。最难受的是电灯光线不足,那是公社小水电站发的电,电压不稳,时明时暗,变化无常,最暗的时候电灯里的钨丝如同细小的红丝线。往往我看书入神时,忽然电灯就像变戏法一样从白炽灯变成红丝线,眼前一片黯淡。可能是防止旅客偷灯泡,灯泡高挂在屋顶,有时我为了继续看书,就旁若无人地站到桌子上把书举到灯泡下,这样可以借助“红丝线”微弱的光线勉强看清楚。

我业余时间基本上不看业务书籍。土产公司某些人对我颇有微词,还是那句似曾相识的老话:“业余时间不专研业务”。一次,重庆师专两位老师为搜集地方文史到公司寻访我,我正好去了乡下,公司那位人事干部就没好气的对两位老师说:“这个陈仁德,不务正业!”

更要命的是,我渐渐在县上有了点小小的名气,县政协准备调我去做某种工作,到土产公司征求意见时,也被那位人事干部以“不务正业”给顶回去了,使我失去了一次被人们认为很宝贵的改变命运的机会。

但是,我依然不务正业,业余时间拼命看书写作,这时我已经在《四川日报》《万县日报》《龙门阵》等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在县城的文化圈里有了一席之地。这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事。

1984年,我参加全县“以工代干”的转干考试。(这里要诠释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以工代干”就是用工人代替干部办公,但是身份还是工人,转干就是转为干部。)全县至少有成百上千的人参加转干考试,我意外获全县第一名,于是正式转为干部(也就是现在的公务员)。由于有了干部身份,兼以在文化圈的名气,1984年,组建不久的忠县志办公室将我正式调任编辑。

编修县志是我非常喜爱的事业。我祖父曾经在抗战中编撰了51卷的《忠县志》,后因神州鼎革未及付梓,留下终身遗憾。祖父临终嘱咐后人继承遗志完成修志愿望。我是祖父最疼爱的孙子,继承祖业非我莫属。我是怀着这种崇高的理想进入县志办修志的。但后来事与愿违,第一是如今的修志已非从前,动辄要以什么为指导思想……第二是县志办的主任虽然是个好同志,但实为扫盲干部,文字一窍不通……我慢慢就觉得一腔热血化为冰水,心情糟透了。还好,我趁在县志办工作时如饥似渴地搜集地方文史资料,几年之间,我就毫无悬念的成了地方文史的权威,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现在。

在本文开始时我说过“只有一个岗位曾经有过短暂的喜爱,后来很快就失望了。”这岗位就是县志编辑。

之后我又到了县扶贫办,在那里遇到了一个连扫盲程度都不具备的主任,那些啼笑皆非的经过就不说了,说起痛苦。就是在这时我忍不住说出了一句很放肆的话:“凡是领导过我的人,没有一个比我水平高!”

我这副德性当然不适合在政府机关工作,所以,当《公务员条例》颁布后,我惊喜地发现上面有一条是“连续工龄30年以上者可以退休”,高兴万分,立即办理了退休手续。那年我45岁,从16岁插队开始计算工龄,正好30个年头。我挥挥手就离开了县府大院,感到轻松极了。想到在我这个年龄还有很多人削尖脑袋绞尽脑汁都想挤进县府大院,真是可怜。

这以后我的人生才真正开始,我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所做的工作都是自己喜爱的,我再也不会不务正业了。我先后在《三峡都市报》《重庆商报》《重庆青年报》《重庆健康人报》等报刊做记者、编辑、主编、主任,如鱼得水,我的业务得到业界公认。我的新闻作品、文学作品连续获奖,我的著述一本接一本出版,我撰写的诗赋联刻碑勒石遍布好多地方,多次到电视台做嘉宾,到各地讲学。这些不说多了,免得有自吹之嫌。

回头看走过的路,我暗自庆幸自己当年的不务正业,如果我当年太“热爱本职工作,干一行爱一行。”“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些都是当年的标准化语言),这个社会可能会多出一个卖粪瓢粪桶的先进工作者,同时也就少了一个有独立思想的文化人。

不务正业,幸甚至哉!

 

                        20161028  重庆天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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