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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来者生生不息!

——深切怀念50年来先后去世的亲人,我们将继续努力奋斗

 
 
 

日志

 
 

有关满姐的零星回忆   

2016-12-14 21:45:33|  分类: 家族沧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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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满姐的零星回忆

                              一   

 一直想写一篇怀念满姐的文章,却不知从何下笔,因为她短暂的一生以及她的惨死,实在是太让人悲伤了。我害怕一旦触及到那些浸满血泪的往事,会让我的心疼痛不已;更害怕自己笔力微弱,难以描述那些悲惨的场面,愧对满姐的在天之灵。

前几天回老家,在俊德兄(满姐的胞兄)的老相册里,忽然见到了满姐和琳姐(我的胞姐)1966年“五一节”的一张合影照,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心。这是满姐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之一,更是她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张照片,就在拍下这张照片的第二年,她就悲惨地死去了,死时只有20岁。照片的右上方可以清楚地看见“66‘五一’摄于拔山”字样,这是当时她们姐妹俩跋涉50里山路从精华山去拔山赶场时留下的合影。照片上的满姐和琳姐都正当青春,满姐站在琳姐身后,梳着两条小辫子,额头的刘海自然弯曲,身着她最喜爱的那件蓝底白碎花衣服,眉目间似乎隐含着淡淡的忧伤。看着这张照片,仿佛满姐在直直地望着我,有许多话要对我说。我相信,满姐在临死前一定有许多话要想说出来,只是事情来得太突然,什么都没来得及,就把满腹的忧伤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有关满姐的零星回忆 - 虞廷 - 逝者如斯,来者生生不息!

 

我有些不敢直面满姐的目光。这是一种穿越了44年沧桑岁月的目光,是一种只有亲人才能读得懂的信息,是一种特殊的灵魂的感应。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早就想写的文章写出来,这样,我才能坦然面对满姐的目光。

 

                   

满姐是四伯父的女儿,排行四,名叫陈玉。那时老家忠县都习惯把小女儿叫“满”,大意是父母所生子女已经足够了,不必再添小孩,就把小女儿昵称为“满”。城里叫“满”的小妹很多,一般都在满字前面加上姓氏以示区别,“唐满”、“周满”、“胡满”、“朱满”,随处可见。满姐就叫陈满,以至于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她的真名。

满姐出世不久就遇到神州鼎革,整个世道一下变了,原本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碎,她两三岁时,家庭便遭受重创,先是在土改中四伯父和四伯母被划为地主份子,沦为受人凌辱没有任何尊严的贱民;接着四伯父在“三反运动”中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大贪污犯,判处徒刑五年。划为地主的原因很简单,四伯母是赵家的独生女儿,赵家视若掌上明珠,出嫁时赵家不惜以20石田产作为陪奁,按照土改政策,这20石田产就足够让四伯父和四伯母成为地主了。打成大贪污犯更是旷世奇冤,四伯父当时在县粮食局建仓委员会做事务性工作,连接触钱财的机会都没有,哪里去贪污,何况四伯父本是清正廉洁之人。四伯父被穷凶极恶的打手们吊起来毒打,胳膊被打断,仍然不承认自己有贪污。30年后,四伯父早已作古,政府才发来了一纸平反通知书,虽然来得太晚,总算证明了四伯父的清白。满姐在懵懵懂懂中就经历了如此多的坎坷,幼小的心灵上布满了不应该有的阴影,也注定了她的一生将在悲剧中度过。

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使得满姐的童年和少年过早失去了欢笑,她只上过民办中学,才十四五岁就开始为生存而劳作了。我那时还小,只知道满姐常常在外面干活,在种畜场牧鸭什么的。她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勤劳,在外面劳作,回家又忙着做家务,任劳任怨,从不叫苦。

1962年春的一天,四伯父撒手人寰,四伯母痛不欲生,以头撞墙,砰然有声,一度昏厥。正好这时满姐从外面回来了,她事先并不知道四伯父的噩耗,只是凭一种感应跑回家来。进门后才知道她父亲已经去世,当下嚎啕大哭,说:“我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啊!”我在一旁,感觉场景之凄惨非语言可以形容。

失去父亲后的满姐日子过得更加忧伤,好在无论怎么一家人总在一起,还能够享受亲情。到了1965年,这种生活也被彻底击碎了。

 

                三

1964年起,城里因为出身不好未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和无业青年一律下放到农村,美其名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泽东的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开始广泛宣传。名为动员,实则强制,谁也不敢违抗。像满姐这样的地主家庭,当然更不可能有一丝毫的不满,只能“高高兴兴到那里去”(毛泽东语)。

 19651015日,深秋天气,西风萧瑟,满姐和刚初中毕业的琳姐就在这一天离开家乡到边远的精华山去当农民。城关镇为知青们送行,繁华的十字街挂出了“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幅标语,高音喇叭不断播放着“上山下乡光荣”之类的口号,鞭炮和锣鼓声震耳欲聋,鞭炮爆出的纸屑和着硝烟四处飞散,天空中飘荡着黑黑的烟雾。街道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市民,下乡知青的父母们也挤在人群中张望,他们装出非常幸福的样子,满脸堆笑,而内心深处是极度的痛苦。

城里所有学校都停了课,全体师生都到街上去欢送知青下乡。即将小学毕业的我也在老师带领下来到街上,站在狮子坝旁边。我在拥挤的人群中吃力地踮起脚向街心看,远远的,一列长长的队伍走了过来。前面是红旗开路,后面是胸佩着红花的男女知青们。他们一个个面无表情,像一群任人驱使的羔羊。

当乱哄哄的队伍在貌似热烈实为凄惨的气氛中慢慢走近时,我睁大眼睛在队伍中寻找着我的两个姐姐。我先看到了琳姐,她穿着一件蓝底白格的上衣,两条长辫垂在身后,她不像其他人那样把大红花戴在胸前,而是摘下来拿在胸前,不时低头看看。这种大红花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用一些薄薄的红纸扎成小纸花表示某种荣誉,世界上可能没有比这更廉价的荣誉了。我挤出人群喊了一声:“姐姐”,胸口就忽然像什么堵住了一样,说不出话来。当时我刚从一个同学那里拿到了一个小纸盒,就是医院里装针药的那种纸盒,像个小文具盒似的。在缺少文具的时代,这种纸盒孩子们都很喜欢。我忽然灵机一动,把小纸盒送给了姐姐。姐姐默默地望着我,欲言又止,只那么一瞬间,又随着队伍前行了。

就在前面不远的一个角落里,我妈妈悄悄躲在人群中暗自流泪,她只想远远地看一眼自己的女儿。可能是母女间的感应吧,琳姐一下就看见了人群中的妈妈,母女俩的目光在空中相遇了。琳姐后来说:“我看见妈妈在流泪,我本来一直坚持着不哭,一下也就哭出来了。”

接着我在队伍中看到了满姐,她的表情很淡定,就像平常上街一样,不同的是胸前多了朵大红花。满姐从小就吃苦耐劳,经受过许多艰难困苦,她在心理上远比琳姐成熟。她的目光一直向前看着,并没有左顾右盼,好像明白眼前的一切都是无法抗拒的,只能认命。她从我面前走过时,我没有叫她,默默地目送她远去。

此次下乡的知青共125人,分成两部分到新立区精华公社和长岭公社创办林场。满姐和琳姐是到精华公社。125人集中后,开始反复点名,生怕跑掉一个。然后才一个个登上大货车,空荡荡的货箱里连凳子也没有一个,他们就挤成一团站着。

汽笛声猛然响起,汽车缓缓地开出车站,家长们原先假装的笑脸再也挂不住了,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时出现惊人一幕,一个年约50的男人冲出人群,不顾一切抓住已经开动的汽车后箱板往车上爬,连哭带喊要把儿子拖下来。公安人员上前阻拦,那个男子依然抓住车箱不放,大声喊:“我要他回去!”,声音凄厉骇人,在场无数人为之动容。车上的儿子也抓住了父亲的手,而汽车不顾一切继续前行。开出一二十米后,维持秩序的公安兵追上去横蛮地举起枪托猛击,那男子才被迫放手。汽车加速行驶,那男子一直叫着儿子的名字往前猛追,直到汽车消失在公路尽头。

 

             四

 

一年后的冬天,我和六哥傑德、七妹陈珊、八弟仪德一起步行到近200里外的精华山去看望满姐和琳姐。之所以选择步行,是因为家里贫穷拿不出钱坐车。那时我14岁,六哥15岁,七妹11岁、八弟11岁,兄妹四个都还是孩子。我在前一月文革大串联时已经有了步行远征的经验,所以去精华山路上我无形中成了领队。我怀揣学生证,就像大串联时一样,每到一个公社都可以去要求接待。

那是一条艰难之极的漫长的道路,对于我们的勇气和意志是一种考验。七妹和八弟都还是小不点,完全靠稚嫩的双脚去征服连绵不断的群山,实在是残酷了些。但是我们毫不畏惧,兴味盎然,有说有笑,兄妹四人互相帮助一路前行。在今天,要几个小孩去征服这么漫长的山路,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在当时我们却完全没有当回事。

从县城出发不久,就要攀登“岩口”,“岩口”是令许多人望而生畏的地方,陡峭的悬崖高耸入雲,两道高崖之间裂出一个深深的峡谷,仰面看天,只有一线。 一条山溪从“岩口”顶上飞流而下,奔腾在乱石峭壁之间,发出惊心动魄的声音。沿着山溪是一道古老的石梯,从山脚蜿蜒而上,穿过深峡攀升到山顶。石梯至少有数百级,由于年代久远,已经被磨得没有了棱角,走着直打滑。走在石梯上俯身下视,奔腾而下的惊湍飞瀑如同雪玉飞溅。在半路的石壁上,前人留下一方巨大的摩崖石刻“气死莫告状,回头是路。”

那正是寒冷的冬天,我们登上“岩口”后也累出了一身大汗。“岩口”只是我们翻越的第一道险关,后来的道路处处都是崇山峻岭,就不一一细说了。

第一天,我们走到了60里外的白石公社。

第二天,我们走到了140里外的花桥公社。

第三天,我们到达了目的地精华山。

  满姐和琳姐根本没有想到我们四个弟弟妹妹会忽然出现在精华山上,见面的一刹,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眼前的精华山到处都是怪石崚峋的悬崖峭壁,雲雾缭绕的险峰峻岭,周围很远都没有人烟。想象满姐和琳姐她们这一群年少体弱刚走出初中校门的人,在这里白手起家创办林场,会是多么艰难。

满姐和琳姐带着我们参观了她们的林场。这里全称为精华公社红岩林场,是利用半山上一个破旧的一楼一底的土墙房子改建的,女生住楼上,男生住楼下。所有床铺全是自己用树枝捆扎而成,就连树皮都还保留着。树枝的一端插进土墙,另外一端再和其他树枝纵横交叉用篾条沿墙绑扎成一排。开始是做成很大一张通铺,知青们把自己的席子挨着铺上,由于手工捆扎很粗糙,通铺中间低两边高,有时睡到半夜都滚到中间去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又重新砍树绑扎成“双层床”。这些棒棒床都有一个很好的名字,叫“革命床”。

两个姐姐告诉我们,这里的原始森林里野兽出没,经常在半夜里听到虎豹的嚎叫声。两年前刚到的时候这里没有一片可以耕作的土地,他们先是毁林砍树,刨出地下的树根,刨出的树根堆得像小山一样,就这样慢慢开垦出一小块小块的土地来。现在她们已经完全靠开荒生产的粮食自给自足了。我看见满姐和琳姐的手上都长满了干茧,皮肤也比以前黑了许多。

站在林场前的小坝子极目远望,脚底是海洋一样逶迤起伏的山岭,一直连到天边。雲雾像轻纱一样随风飘浮若隐若现,林涛声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又消失在山的另一边。山脚下一个只有十多间房子的小镇,就是精华公社所在,我们就是从那里一步步登上来的。一条依附在山崖间的弯弯曲曲的五里长的羊肠小道,是林场连接山下的惟一通道。林场所需的生活日用品,都要从山下背上来,外来的信件也要到公社去取回。这里几乎与世隔绝,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要很久很久才传进来。知青们除了日复一日的劳作,没有任何娱乐,疲惫和沮丧是她们主要的生存状态。偶尔听说附近的一家劳改农场要放电影,便翻越精华山去看电影,往返10多里山路,回来时都是半夜。这是他们很久才有一次的精神大餐,虽然不过是站在空旷的露天山场上看一些老掉牙的《地雷战》之类的影片。

有关满姐的零星回忆 - 虞廷 - 逝者如斯,来者生生不息!

巍巍精华山(陈仁德2015年10月16日摄) 

 

                      

为了让我们过得开心些,满姐和琳姐尽可能带我们去开眼界。

林场自己挖了一个小煤窑,我和六哥傑德去参观了那个约100馀米深的煤洞。挖煤的是林场知青“余包包”,这其实是他爸爸的诨名,他爸爸额头上天生一个肉包,人们都叫余包包,不知怎么这个名字又由儿子提前继承了。余包包头上戴着盛满煤油的矿灯,手提着錾子手锤,哼着小调悠哉游哉地往洞里钻,我们紧跟在后面。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进煤洞,感到很恐惧。洞子里黑沉沉的,洞壁上布满缝隙,地下流淌着冰冷的污水。余包包在洞子尽头停下来开始打炮眼,錾子手锤的碰击声叮当直响。过了一阵子,炮眼打好了,他填满炸药点燃引线,不慌不忙地哼着小调往回走。我远远望着他,为他暗暗捏了一把汗,怎么不跑快点,炸药就要引爆了呀。余包包轻松地继续哼着小调,刚走过洞子的拐弯处,身后就传来轰隆的爆炸声,声浪直往洞口外冲。

离林场5里的密林里有一个稍大的煤窑,叫五星煤厂,是县手工业管理局(后改二轻局)管辖的,有几十号煤炭工人。这天五星煤厂带信来,邀请林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去参加他们的斗争大会。满姐和琳姐请参会的人把我们也带去看看热闹。

我们穿过山林来到了五星煤厂,不一会就开会了,会场就在煤洞外的空地上。大会主题是斗争该厂厂长、走资本主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李兴万。主持者叫何代章,听说以前也是城里人。他举着左手高呼口号:“打倒李兴万!”让我很吃惊,呼喊口号都是要举右手的呀。仔细看去,原来他没有右手,右边的衣袖胳膊以下都空着。李兴万站在空旷的坝子里,也跟着工人们举起手臂高喊“打倒李兴万”。那时斗争走资派成风,这么一个深山小煤厂也一定要揪出一个走资派才算革命。

这个可怜的李兴万,在忍受了多次斗争后,自己咬着开采煤洞专用的雷管自杀了,这是几个月后我才知道的。

  有一天,林场的场长袁世河带着部分知青去白河大队买稻草,满姐和琳姐也叫我和六哥一起去玩。袁世河是附近的农民,受公社委派出任场长,负责管理和教育知识青年。此人是个文盲,满脑袋的疥疮,嘴里随时衔着一支竹烟管,老远都能闻到刺鼻的烟气。白河大队在山下,大约七八里路。到了那里很快就买好了稻草,全部打成捆往回挑。这时才发现人力不够,不知道该怎么办。袁世河不慌不忙地说:“哪个说人不够,还有他们两个呢。”他把我和六哥也算进去了。满姐和琳姐解释说我们两个小弟弟不行,不会挑。袁世河也不搭理,就径自把担子推到了我们面前。我们只好咬紧牙关硬挑着走。精华山一带挑草使用的是钎担而不是扁担,钎担两头是微微向上翘起的铁尖,不需要绳索,只把铁尖插到高高的草捆子里面就行。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工具,前后一捆草,把视线都遮完了,看不到前面的路,行走起来很吃力。回来的路全是上坡,草捆越来越重,难受之极。满姐和琳姐心痛我们,又没有办法,只有看着我们受苦。

满姐和琳姐还带着我们翻过高高的精华山,又下到山那边去垫江县周嘉公社和大顺公社赶场,一天往返100里。在穿越精华山茂密的森林时,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土陶加工。工匠们在山崖上采来黄色的粘土,去掉杂物,加水后用牛反复踩踏成软泥,就成了土陶原料。制作陶器是在地下一个直径尺许的圆形木盘上,木盘中心是一根安在地下的竖轴,工匠用一根小木棒迅速搅动木盘,木盘快速飞转起来后,工匠把备好的软泥取一块来放置在木盘中心,伸两个指头进去往外分,软泥就开始成为圆形的器皿,经过反复扩张或者收缩变化,一个陶罐或者陶钵就做成了。

一路上,满姐和琳姐就给我们讲精华山的故事。

由于生活太艰苦,她们难得有一次肉食,林场里最年轻的女知青周成玉在山坡上挖地时忽然自言自语地说:“我仿佛闻到了回锅肉的香味”。周成玉小学毕业就坚决要求到农村,她以为农村像宣传的那样比天堂还美,年仅13岁就离开了父母,结果呢,精华山一片荒凉,她失望之极。

 张登诗本来在城里挑砖为生,可是负责管理的马德珍忽然不让他挑砖,正好遇上动员下乡,他就“光荣”地成了知青。来到精华后才知道这么荒凉,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竟然酒后放声大哭,骂工头马德珍不让他挑砖,要不就不会下乡。那天忠县城关镇的书记王实馨恰好到林场检查工作,听到张登诗哭诉,就说:“让他把思想都暴露出来吧。”这一句话把张登诗的酒吓醒了,赶快说:“这里好啊,这里风景如画呀。”

 吴祖苏的父亲来信了,她认不了多少字,就叫别人帮她看。信上写着“祖苏儿见字如面”,又写了她家的某一个亲戚不幸在长江边落水,“被大水冲出数十丈远”。林场的知青们实际没有什么文化,没有见过这种文绉绉的书信,觉得非常滑稽,于是便天天取笑吴祖苏,几乎每个知青都能背诵“祖苏儿见字如面”和“不幸被大水冲出数十丈远”。

我们在精华林场住了十多天,年关将近,又徒步返回忠县。返程比去时人多,满姐和琳姐,以及吴祖苏姐妹等都一起回城过年。第一天走到了白石,第二天就到达忠县。经过岩口时,已经暮色苍茫,下到岩口深峡里就完全黑了。一行人只有一支手电筒,走在最后的人斜伸着手电筒照路,电池已经电量不足,光线很弱,只能隐约看见道路。峡谷里一片阴森,溪水哗哗地冲在山石上的声音在耳边回荡,不时传来野鸟的怪叫声,我们竟然一点也不害怕,勇敢地走下岩口,走到县城。在经过县城狮子坝时,我们看到了白天贴出的大幅标语,才知道这一天是忠县文革史上重要的一天。这一天,忠县红卫兵召开了斗争县委书记李遵禄的万人大会,叫做“一.一五大会”,所以我记得这一天是1967115日。

这是满姐最后一次回家,两月后她就惨死在异乡。

                       

春节刚过,满姐和琳姐就回到了精华山上,开始新一年的劳作。接下来忠县开始了“二月镇反”, 一个月前“一.一五大会”上的风雲人物转眼就成了阶下囚,小小的忠县城每天都押着一长串反革命囚徒游街。囚徒们脚镣手铐叮当作响,革命派们高呼口号气壮山河。直到4月初,镇反的恐怖气氛仍然笼罩着忠县。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在此气氛下只能唯唯诺诺,分外小心。

44日上午,我家忽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一个是城关镇知青安置办公室主任方有泽,一个是县政府知青安置办公室干部邝忠昌。两人神色紧张径直跨进我们家门,父亲连忙招呼他们坐下。方有泽和邝忠昌先不着边际地寒暄了几句客套话,然后支支吾吾面面相觑欲言又止,看样子有非常难以启齿的话要说。父亲觉得有些蹊跷,这些官员平常说话可不是这样的呀。

“陈玉是你侄女吧?”方有泽明知故问。

“是啊。她家就在隔壁。”父亲说。

然后又是一阵可怕的沉默。妈妈见状,就把我叫出门去,让我回避一下。

过了一会儿,妈妈面容惨淡地走了出来,她把我叫到长地坝里贴着耳朵轻轻给我说了一句令我惊讶万分的话:“满姐死了!”我一时回不过神,妈妈又轻轻给我说:“刚才方有泽主任说的,他们是来报信的。”

这时父亲和方有泽邝忠昌一起走了出来。父亲的表情极为凝重,双眉紧锁,眼睛里闪着泪光。方有泽邝忠昌低着头,也很沮丧。父亲带着方有泽邝忠昌走进了四伯母家,我听见四伯母很热情地招呼他们入座。

又是一阵可怕的沉默。但只那么片刻,我就听到了四伯母撕心裂肺的哀哭声,其声之凄惨悲痛不可以言喻。

方有泽邝忠昌之所以先找到父亲,是想通过父亲斡旋一下,缓和过于悲痛的气氛。在我家,两位官员转弯抹角说了一大通废话后,方有泽最终说出了一句:“陈玉已经停止呼吸了”,他回避了那个可怕的死字。

整个陈家大院很快被满姐的噩耗震惊,悲痛的气氛蔓延开来,每个人心里都像压着铁块。在我们家族所有人的心目中,满姐是身体最健康的,她是民中校篮球队运动员,经常参加各种比赛,从来不生病,没有进过医院,怎么可能忽然就死了?生命怎么这样脆弱?

城关镇又派了人来,来人竟然明确宣布:“不准哭,哭影响不好。”亲人惨死,悲从中来,痛哭失声,无法克制,乃人性之本能,有什么影响好不好?当此合家举哀之时,竟然不准哭,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四伯母悲伤的眼泪一直未停,她此时已经顾不上什么影响好不好了。

 

                         

196741日,满姐到精华场上给家里寄出了一封信,信上谈了一些日常琐事,叫四伯母不要担心她。直到这时,她还没有一点生病的迹象,还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登高山如履平地。她哪里知道,这竟是她人生的最后一封信呢。她更不知道,这封信是在她的葬礼之后才送到家中。

42日,满姐感到身子不舒服,琳姐劝她去精华场上看病,她没去,因为她从来没有看病的习惯,也没有多少钱做药费。43日,满姐病情加重了,她想,正好利用看病的机会请假回城去。没想到袁世和场长很痛快地批准了,于是3日晚饭后满姐开始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进城。她拿出一个大宝塔糖玻璃瓶到厨房用开水清洗,当滚烫的开水盛进瓶子后,瓶子砰的一声炸裂了。满姐非常心痛地说:“我今天是怎么啦?”那时一个大玻璃瓶是很珍贵的。接着她又对身边的姐妹们说:“我给别人织的线袜还没有织完,在这里放着的。”姐妹们都感到莫名其妙,说这些做啥?

满姐收拾好东西就上床睡觉了,她身体棒体力强,一直睡上铺。

不一会,满姐就叫醒琳姐,说头痛得很,并开始发烧。琳姐点亮油灯守在她床头观察着。忽然满姐用一种怪异的声调像哭丧一样唱起来:“天哦啰,天哦啰----痛哦啰,痛哦啰----”声音在黑夜里显得非常悲凉。女知青们都被惊醒了,起床围着满姐,有人说,让她到下铺来吧。满姐就自己从上铺移到了下铺。

过了一会,满姐说要喝开水。但是三更半夜去哪找开水呢,知青们没有喝开水的条件,都是喝生水,整个女生楼没有一个水瓶。琳姐只好壮着胆子下楼去黑洞洞的厨房里生火烧开水。当琳姐把开水兑冷后端到满姐面前时,满姐却伸出双手在空中摸,大声问:“碗在哪里呀?碗在哪里呀?”碗就在眼前啊,怎么会看不见呢!当时只有17岁的琳姐哪里见过这种事,顿时吓得大哭,端不稳碗。

这时满姐已经昏过去了。

琳姐惊恐不已,不停地抹眼泪。这时全场的知青都闻讯挤到满姐床前大声呼喊“陈玉!陈玉!”,但怎么呼喊都喊不醒满姐了。年龄较大的高中毕业生陈叔鱼要镇静得多,他急忙拿来一颗长效磺胺,撬开满姐的嘴灌进去。林场卫生员张莉文和满姐琳姐所在二居委的知青大队长李本初十万火急摸黑到精华公社诊所去请医生,这时已经是深夜一点。一个多小时后,诊所的年轻医生李永安(老家也是城里人)背着药箱上山来了。李永安给满姐注射了强心针,但是满姐却没有醒来。李永安见状说,立即送拔山医院。

这时已经是下半夜两点多,无尽的黑暗笼罩着沉寂的精华山,一阵狂风吹过,暴雨忽然从天而降,满山都是哗哗的雨声,林子里不论是高大的松柏还是低矮的灌木都在风雨中瑟瑟颤抖。雨水汇成的山洪从高处飞奔而下,形成无数道瀑布。

几个男知青提着马灯冲进到山林,在狂风暴雨中挥动柴刀砍来竹子,迅速绑扎担架。

在茫茫的夜色中,在狂风暴雨中,知青们抬着满姐上路了。在这里我应该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以表达我对他们永恒的敬意,他们是李本初(后来成了我姐夫)、龚德雲、张登诗(抬担架主要是他们三人)、陈叔鱼、熊翠雪、朱述川等。

这是一个什么场景?

去拔山有50里山路,天地漆黑道路泥泞,崇山峻岭悬崖峭壁险不可言,惟一用来照明的就是一盏马灯。这时风更大雨更猛了,满山都是风雨之声,清明前后是一年中雨水最多的时候啊。大家都把裤脚高高地挽起来,赤脚踩在陡峭的羊肠小道上。满姐身上盖着被子,再加盖一层薄薄的塑料布。所有人都没有任何雨具,就算有,也没有任何意义,狂风暴雨足以摧毁任何雨具。只一会功夫,所有人都成了落汤鸡。凉凉的雨水湿透了衣服,热汗却一阵阵往外冒。被雨水浸泡后的泥路溜滑不已,稍有不慎就会摔入黑咕隆咚的万丈深渊。他们每走出一步,脚趾头都要紧紧抓着地面。风雨中,只听见大家一声接一声地互相提醒:“慢点!稳到!看到路!”,在道路特别艰难的地方,只能一寸一寸地挪着走。除了一前一后两个抬担架的人,旁边的人都要从不同角度伸手支撑住担架。

走下巍峨的精华山后,穿过一片相对开阔的谷地,迎面又是一道高山,早年山上有座庙叫“贯子寺”,这也是一座非常高峻的山,轮流抬担架的几位差不多已经筋疲力尽了,还得喊着号子“嘿咗嘿咗”地向上爬,路又滑,雨又大,人又累,四野完全笼罩在黑暗中。大家一心想的是抢救满姐的生命,齐心合力往前赶路,事后他们才发现,双脚被山石划了许多口子,脚趾甲都被抓翻了。

风雨凄凄,道路漫漫。进入显周公社地界后,又要翻越一座叫做磨子岩的高山,当大家奋力向前时,在前面抬担架的李本初感觉满姐的脚忽然向前伸了几下,在一旁扶着担架的熊翠雪也明显感觉满姐在轻轻挣扎,但是一会儿就没有再动。熊翠雪年稍长,多一些常识,一丝不祥之兆忽然掠过她脑际,她感到可能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没敢说,只是叫琳姐解下一根带子,把满姐的双脚并拢系好。大家继续往拔山赶。

经过几个小时艰难跋涉,在走出精华公社,穿越显周公社全境后,终于在天亮时赶到了拔山医院。放下担架,大家都已经疲惫不堪,立即叫起医生进行抢救。一个叫索隆抗的医生俯身对满姐进行了检查,当索医生轻轻拨开满姐的眼皮观察瞳孔时,手忽然哆嗦了一下。他赶紧掏出听诊器贴在满姐胸前仔细听,旁边的知青们看见索医生神色紧张,知道事情不妙,心都揪紧了。过了一会,索医生直起身子来,用极沉痛的语气说:“她已经去世了。”听到这个噩耗,大家的心理彻底崩溃,一起失声痛哭,哀求索医生一定把满姐救活。索医生看着满身泥水满面泪水的男女知青们,心中大为感动,马上对满姐实施人工呼吸。

两个小时过去了,满姐最终没有醒过来。筋疲力尽的索医生只好放弃了抢救,他说,明知已经无法起死回生,还是坚持人工呼吸,是知青的命运太悲惨打动了他。他还说,满姐死于爆发性脑膜炎,如果早两个小时抢救,就不会死。他反复叹息,身体太棒了,可惜呀。

熊翠雪心里明白,在攀登磨子岩时,满姐已经挣扎着咽气了,她要琳姐用带子系好满姐的双脚,就是让身子在僵硬前保持较好的形状。

哭声在医院里再次响起,身心交瘁的知青们一个个哭得像泪人。

噩耗迅速传回林场。上午,林场的50多个知青全部以最快速度翻山越岭赶到了医院,一个个少男少女围着满姐放声痛哭,号啕之声如同决堤的波涛,震动了拔山场。医院的医生护士和拔山场上的群众看着这一群远离父母的可怜的少男少女,看着满姐的遗容,都禁不住掉泪。

 

                          

四月四日下午,四伯母和我的堂姐陈琨堂兄俊德修德傑德一起赶到了拔山医院,在太平间里,见到了静卧在那里的满姐。

满姐面目如生,宁静而安详,她穿着那件最喜爱的蓝底白碎花衣服,如同睡着了一般。

亲人相见,已是人天两隔,其悲其哀,岂是言语可以表达!四伯母肝肠寸断老泪纵横,叫了一声“满儿”,就说不出话来。

这时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已经僵硬的满姐见到亲人后,从眼中和嘴角缓缓地流出血来。难道她的亡灵感应到了什么?难道她想对亲人表达什么?

四伯母不顾一切地扑到满姐身上号啕大哭,声音凄厉悲惨,闻之令人心碎。堂姐陈琨堂兄俊德都哭起来。琳姐和知青们都哭起来。气氛悲怆之极。可惜满姐再也不会醒来,她年轻的生命永远停止在了那个风雨如磐的暗夜,她所有的希望和绝望都被死神带走了,她再也听不到亲人们的呼唤声。

城关镇知青安置办公室派了人随同来做善后工作。四伯母向他们提出的惟一要求就是把满姐的遗体运回县城去安葬。死者归葬故土是千百年来的风俗,作为母亲,提出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无论怎么也不过分。满姐响应国家的号召离乡背井来到偏僻的山区,把年轻的生命都献给了山区,她生不能回家乡,死后总可以回家乡吧,难道就让她的孤魂永远漂泊在异乡?

可是安置办公室的人一口回绝,坚持就地掩埋,不同意把遗体运回县城。他们借口拔山到忠县城一百多里路,没有汽车愿意装尸体。四伯母马上说:“不要汽车,我自己出钱找人抬回城去。”

安置办公室的人摊牌了:“不管怎么都不能运回城,必须就地安葬!”他们的态度其实是城关镇的指示,他们只是执行罢了。在此情况下,如果是一个贫下中农,就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把女儿的遗体运回县城去。可怜的四伯母是一个受管制的地主,在那个时代,地主是不可以主张自己的任何权利的,没有人会把一个地主哪怕是最低的诉求放在眼里。不准把遗体运回城,无异于在刚刚遭受丧女之痛的四伯母心上又插进一刀。

迫不得已,只好在拔山医院背后的荒山坡上去安葬满姐。知青们挖出一口深深的墓穴,小心翼翼地把满姐放进去,燃起鞭炮为满姐送行。在诀别的最后的时刻,哭声再一次惊天动地响起,盖过了鞭炮炸响的声音。大家在山上移来两棵小松树,一左一右栽在墓前为满姐守墓。又在石崖边找来一块方正的石头,刻上“陈玉之墓”四个字并涂上红漆竖在墓前。

就这样,我们只有20岁的满姐,曾经勤劳善良的满姐,短暂的一生中饱经忧患的满姐,就永远长眠在了异乡的荒山上。

 

                         

五年后,我被命运安排到了拔山。到拔山的当天——19721220日,我就独自去山坡上寻找满姐的坟墓。在一片小林子里,我拨开乱草看到了满姐的墓碑,经过几年的风雨侵蚀,“陈玉之墓”四字已经模糊不清,玉字成了王字,但我还是一眼就辨认出这就是满姐的坟墓。五年前的小松树已经有一丈多高碗口粗,这使我想起古人常说的“墓木已拱”。用乱石垒成的坟头约有三尺高,石缝里已经长出了细小的灌木,整个坟墓杂草丛生。我围着坟墓走了一圈,默默地追忆着满姐的音容笑貌,不禁悲从中来,黯然泪下。

在满姐辞世后的五年里,我们家有很多弟妹又和当年的她一样,前仆后继离乡背井去了农村。修德兄去了复兴公社,傑德兄去了东溪公社,瑜妹去了乌杨公社,我去了复兴公社(与修德兄同队),琳姐从精华转到了复兴公社(与我邻队),没有一个人有好运。

我把满姐坟上的杂草全部拔去,在坟前默哀良久,想到她的惨死,想到家族的悲剧,哀痛之情不能自已。

当天晚上,我一口气写了一首数十行的五言诗《到拔山登陈玉墓》寄托我的哀思。诗成后寄给父亲,父亲又转给饱读诗书的八爷爷(我爷爷的八弟)。八爷爷看后老泪纵横,当下悲吟五言诗一首:

诗吟陈玉墓,同是漉珠多,可惜青年女,葬埋绿草坡。
  
离家虽觉远,有弟尚哀歌。我欲看碑去,佝偻奈路何!
        ——读侄孙仁德《到拔山登陈玉墓》

我在拔山区显周公社工作了将近七年,从那里到拔山有20里路,我经常去给满姐上坟,拔掉她坟上的杂草。有一次,一棵泡桐树从坟头顶上长出来,这种树生长极快,我发现时已经有一丈多高了。按照风俗,是不可以有树长在顶上的。我立即找来柴刀,把泡桐树齐根砍掉。

1979年春天,我调回了忠县城,离开拔山时我再次去看望了满姐的坟墓。又过了三年,我故地重游回到显周,特地又一次去为满姐扫墓,那次我作有《扬州慢》一首:

扬州慢 到拔山为亡姐陈玉扫墓有作

荒草迷离,暮缥缈,夕阳照见残碑。是西风瑟瑟,引万感低回。对孤墓,垂头不语,断崖枯树,都是伤悲。忆当时,凄惨千般,肝胆如锥。   广天阔地,算而今,黄土一堆。想寄迹穷乡,罹难雨夜,魂亦难归。一十五年过去,乾坤定,欲告凭谁?叹驱车来此,坟台惟有新垒。

1987年,在满姐去世20年后,修德兄和傑德兄来到拔山为满姐举行了迁坟仪式。他们在坟前祭奠亡姐,然后挖开坟墓,将满姐的遗骨一节节取出装进一个大瓦罐,送回家乡,安葬在四伯父的墓旁,墓前又立起了“陈玉之墓”的石碑。满姐终于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父亲的身旁。不过,当年离家时的青春倩影,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堆白骨。某个“伟人”在强令知青下乡时曾经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可是,对于满姐来说,广阔天地属于她的只是一座坟墓。与其说她是被暴病夺去了生命,不如说她是被那个暴虐的时代吞噬了生命。要不然她今天一定还活着,还和我们一起谈笑风生。

呜呼哀哉,满姐安息吧。

                   

                201189日子夜完稿

               2011815日经琳姐本初哥审阅修改

 

 有关满姐的零星回忆 - 虞廷 - 逝者如斯,来者生生不息!2015年10月16日,为了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老知青们重上精华山,发现当年的林场已是一片废墟。其实他们的青春都变成了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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