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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龚自珍诗歌的忧患意识  

2009-04-17 16:15:11|  分类: 古往今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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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自珍诗歌的忧患意识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大多具有忧患意识,孟子强调“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进一步阐明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顾炎武提倡“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与忧患相关的格言甚多,如“忧道不忧贫”“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等等。而诗人之忧患意识尤其突出,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从李白的“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到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直到当代的余佑任“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诗人总是将忧患意识表现得最为强烈。

忧患意识是一种精神自觉,是一种清醒的防范意识和预见意识,源于自觉的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一般出现在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或关键时期。至于诗人为什么忧患意识最为强烈,那是因为诗人更强调独立的人格,他们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良知,不愿意污染自己的灵魂,“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语)。孔子在谈到诗歌时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司马迁说得更直白:“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这里的兴观群怨和发愤,在我看来都和忧患意识有关

我们读龚自珍的诗,就能非常强烈的感受到,他的写作始终是在忧患意识的驱使之下,他有一首诗的题目就叫《赋忧患》:“故物人寰少,犹蒙忧患俱。春深恒作伴,宵梦亦先驱。不逐年华改,难同逝水徂。多情谁似汝?未忍托禳巫。”在《壬癸之际胎观第六》中他说:“大人之所难言者三:大忧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这里不仅明确指出了“忧患”,而且是“大忧”“大患”。忧患来袭,虽难言,亦必言之而后快,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下笔清深不自持”。在他的《述思古子议》中对“不自持”有明确的说法:“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其具体的解释是“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水何容拒之?”

“外境迭至”,就是忧患之根源所在了。我们来看看,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什么“外境”。

龚自珍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这一时期正是西方新兴的资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政治变革和工业革命使西方列强如虎添翼日益壮大,进入一个飞跃发展的新时代。而大清王朝却恰恰相反,在告别所谓的康乾盛世后逐步走向了衰亡的历史转折期。长期沉醉在天朝大国迷梦中的清王朝统治者们,全然不理会在地球另外一端的西方世界里发生的种种日新月异的变化,他们关闭对外开放的大门,愚昧地固守所谓的“夷夏之大防”,将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一概视之为“奇技淫巧”,拒绝学习,将外来的先进器具如西洋枪炮、天体运行仪、天球仪、地球仪,望远镜,自鸣钟等等,一律视为“器物玩好”,束之高阁。他们夜郎自大,轻侮一切外国人,视所有外国为“蛮夷”。当枪炮武器已在世界军事上大显神威时,仍让自己的士兵在那里挥刀舞剑。他们死死维护着早已衰朽不堪的延续了近两千年的独裁专制制度,把禁锢人们的思想当成“基本国策”坚持不变,他们甚至诛杀具有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从而使中国社会失去了应有的生机和创造力,知识分子们不得不躲进书斋钻进字纸堆里去研究考据之学,而不敢直面社会。吏治腐败,官场黑暗,盗匪横行,江河泛滥,民不聊生,大好河山变得千疮百孔哀鸿遍野。

处在这一时代的龚自珍,清醒的看到了中国的弊端,他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当面对满目疮痍的河山时,心中不可能不涌起难以抑制的忧患意识。忧患久积于胸,到了不吐不快之时,遂吟咏成诗了。“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则必有耳目,有耳目则必有上下百年之见闻,有见闻则必有考订同异之事,有考订同异之事,则或胸以为是,胸以为非,有是非,则必有感慨激奋。……感慨激奋而居下位,无其力,则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如此,法改胡所弊?势积胡所重?风气移易胡所惩?事例变迁胡所惧?”(《上大学士书》)。

当他看到北京西郊的落花时,心中涌起的却是“忧患”:

西郊落花天下奇,古人但赋伤春诗。

西郊车马一朝尽,定庵先生沽酒来赏之。

先生探春人不觉,先生送春人又嗤。

呼朋亦得三四子,出城失色神皆痴。

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

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

奇龙怪凤爱漂泊 ,琴高之鲤何反欲上天为?

玉皇宫中空若洗,三十六界无一青蛾眉。

又如先生平生之忧患,恍惚怪诞百出难穷期。

先生读书尽三藏,最喜维摩卷里多清词。

又闻净土落花深四寸,瞑目观想尤神驰。

西方净国未可到,下笔绮语何漓漓!

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

——〈西郊落花歌〉  

此诗中的落花似花而非花,通篇以花落笔,而实际别有所指,其点睛之笔便是“又如先生平生之忧患”,只此一句,即道出了诗人的所有寄托。“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

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种种奇特的对于落花的比喻,其实全是在写自己的思绪。“先生探春人不觉,先生送春人又嗤。呼朋亦得三四子,出城失色神皆痴”。诗人卓然不群的形象是“失色神皆痴”,在“人”的眼里是怪怪的,对他探春复送春的做法觉得很好笑,而在我看来,这种被人“嗤”的“失色神皆痴”,正是他的气质所在。从落花一下跳到平生之忧患,居然“恍惚怪诞百出难穷期”“瞑目观想尤神驰”,可见诗人的忧患之纷至沓来。

当他路过淮浦,晚上听到从江边传来的阵阵船工号子声时,想到自己也曾经吃过船工运输的粮食,便心中不安,泪雨滂沱。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己亥杂诗. 五月十二日抵淮埔作》        

诗中饱含深刻的忧患意识,悲天悯人之情跃然纸上,真仁者之言也。诗人由同情船工转为深深的自责,其思想境界与古代儒家的悲悯情怀一脉相承,容易使人想起杜甫的“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李绅的“四海无闲田, 农夫犹饿死”,最容易让人联想的是白居易的“开龙门八节石滩诗”,白诗也是从船工的苦难写起的,“东都龙门潭之南有八节滩、九峭石,船筏过此,例翻破伤。舟人楫师推挽束缚,大寒之月,裸跣水中,饥冻有声,闻于终夜。予尝有愿,力及则救之”。

当时黄河水患经常发生,决口改道泛滥成灾,给沿河两岸人民群众造成深重灾难,据记载,在龚自珍的时代,黄河较大的决堤就有16次之多,黄河水患成为严重社会问题。这些当然没有逃过龚自珍的眼睛,他的《咏史》(二首之一)“宣室今年起故侯,衔兼中外辖黄流。金銮午夜闻乾惕,银汉千寻泻豫州。猿鹤惊心悲皓月,鱼龙得意舞高秋。云梯关外茫茫路,一夜吟魂万里愁”,从诗题看说的是汉代以来的黄河遗事,实际黄河泛滥何代无之,当灾难临头时,“鱼龙得意”而“猿鹤惊心”,诗人望断云梯关外茫茫路,彻夜沉吟,所忧虑的是奔流万里的黄河,这是何等忧患情结。诗人选择云梯关为立意之焦点是有道理的,云梯关在江苏响水县黄圩镇,史称江淮平原第一关,据《阜宁县志》记载:“北宋元以前,北沙即为海口,自黄河夺淮合流入海,淤沙渐涨,有土套十余,形若云梯,故以名云梯关”。云梯关是中华历史上治水利民的重要见证,自黄淮合流后,其下游水患不断,给黎民百姓造成极大危害,因此,自明代起,朝廷均十分重视治理。这从云梯关保存的碑匾中可以得到佐证:清乾隆皇帝御书“利导东浙”匾额;嘉庆皇帝为庆贺治淮大捷决提合垅,亲书“朝宗普庆”匾额,我想,龚自珍在云梯关“咏史”时,一定看到了这些匾额,故尔才有“宣室今年起故侯”“金銮午夜闻乾惕”之句,遗憾的是,一边在不断治理,另一边灾难却在不断发生,这才是诗人忧患所在,正所谓“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龚自珍说过:“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 (《歌筵有乞书扇者》)。他的“感慨”,多半与忧患有关,“忧无故比,患无故例”,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他来说,忧患,已经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

他在《又忏心一首》中写道:

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

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灯烧。

诗题为《又忏心一首》,忏是梵语“忏摩”的省称,意为悔过,忏心本意应是悔心中之过,而通观全诗,诗人并无过可悔,他所谓的“忏心”,其实是深沉的忧患意识,是对社会黑暗现象的愤懑和对社会变革的渴求,愤懑和渴求交织在一起奔腾汹涌,有如大海的怒潮一样无法平静,就连能销毁万物的劫火对它也无计可施?诗人白天反复琢磨推敲那些经世济人之文,中夜浮想联翩脑际常常闪现出智慧的光芒。当激情像怒潮一般汹涌时,诗人挥剑起舞,当激情只剩下些缠绵的余绪时,诗人吹箫以遣怀。都说心病要用心药医,但是心药并不能平息心中那汹涌澎湃的激情,反而成了新的心病,为此不如干脆把这些记录心声的文字烧掉算了。这种愤激之词,充分表现了龚自珍对时局的忧虑和失望。

诗歌作为客观环境冲击心灵的产物,正如龚自珍在《与江居士笺》中所言,“榜其居曰积思之门,颜其寝曰寡欢之府,铭其凭曰多愤之木”。“积思”、“多愤”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喷涌而出了。龚自珍诗中常常有浩荡涌发的悲哀:“情多处处有悲欢,何必沧桑始浩叹”(《己亥杂诗》),“百脏发酸泪,夜涌如原泉”(《戒诗五章》),由忧患而悲哀,正是诗人之本色。  

抨击时弊是龚自珍忧患意识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此类作品比比皆是,“津梁条约遍南东”一首写鸦片的危害,“不论盐铁不筹河”一首揭发统治者的无能和对民间的搜括;《馎饦谣》用活泼的歌谣体诙谐地描绘了当时物价暴涨的情况。《咏史》则尖锐地刻画出士林的卑琐情状:“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诗人笔下的金粉东南之名流,不过“牢盆狎客”“团扇才人”而已。牢盆是煮盐的器具,牢盆狎客借指盐商或有钱人,团扇是佳人的代称,团扇才人借指流连声色的无聊文人。田横是秦末起义英雄之一,刘邦统一中国后他以自杀拒绝降汉,其500名部下也随他悲壮自杀。这首诗以悲愤的心情谴责社会的堕落。东南地方的人们整日过着奢侈淫靡的生活,上层社会的人们只知争名夺利勾心斗角。有钱人操纵社会,帮闲文人洋洋得意。人们谈起“文字狱”都吓得半死,不敢说真话;有人写书著文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最后诗人愤激地指问:像田横五百壮士那样刚勇猛烈的中国人都哪里去了?难道都爬上官位享受荣华富贵去了吗?诗人忧愤之情难以自抑,诗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龚自珍敏锐地觉察到清王朝衰世的来临,衰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由于体制对于人才的摧残和专制制度对于思想的钳制导致民族素质的整体下降,“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乙丙之际著议第九》)。在此情况下,诗人才发出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的呐喊。在这里,忧患意识表现最为突出,对国家的忧虑,对民族的忧虑,对现实的忧虑,对未来的忧虑,全都交织在一起。

说到底,“忧患”的实质就是危机,龚自珍生活在危机四伏的衰世来临之时,其时清王朝已经是江河日下大厦将倾,腐朽的专制统治虽然力求稳定,不惜动用一切力量来维持其反动统治,毕竟已经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对于龚自珍等有识之士的建议,统治者照例视为异端予以排斥甚至铲除,龚自珍之忧患,不过是文人的一厢情愿而已,何况他只不过是一个六品的小官,在等级森严的官本位时代,没有人会理睬他,他也只有“毕所欲言而去”(《述思古子议》),“剑气箫心一例消”了(《己亥杂诗》)。然而历史老人与官本位无关,历史的进程很快就应验了龚自珍的预言,维持了200多年的一度稳如泰山固若金汤的大清王朝在龚自珍去世后仅60年,便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土崩瓦解,化为一堆废墟,历史毕竟是最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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