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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来者生生不息!

——深切怀念50年来先后去世的亲人,我们将继续努力奋斗

 
 
 

日志

 
 

告慰先祖在天之灵  

2009-01-08 13:27:21|  分类: 家族沧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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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慰先祖在天之灵

        ——写在民国《忠县志》出版之际           

  

2008年冬天最寒冷的日子,对于我们忠县陈氏家族却是充满暖意的时刻,因为先祖德甫公在抗战烽火中费尽心血编撰成的民国《忠县志》终于出版了。《忠县志》书稿完成于1945年即民国三十四年,那年德甫公五十三岁,正当壮年,先父懋智公行辈中的所有人都还是青年,而我们则还没有来到人间。如今,时光已经像流水一样逝去了63年,德甫公和懋智公都已先后作古,我也过了德甫公当年的年龄,《忠县志》才终于得以出版,岂不令人感慨万千。这是一场迟到了63年的文化盛事,其意义绝非仅属于我们家族而属于全县乃至更广范围。手捧带着墨香的《忠县志》,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到德甫公的墓地上去,把这个迟到的喜讯禀告给他老人家,可惜他的墓地早已毁于红羊之祸,尸骨无存,我只能暗夜焚香向天祈祷,敬告于德甫公在天之灵,他的英灵若真的有知,就请开颜一笑吧。

 

 

                             一

德甫公字兴泽,生于1892年,卒于1962年,一生勤于写作著述甚多,有文章诗词剧本日记等,文字以百万记,惜均毁于秦火。在他的所有著述中,最具有文化价值的,就是这部《忠县志》。

在德甫公之前,忠县(忠州)曾经有过编修于清代道光年间和同治年间的两部《忠州志》,前者系忠州嘉庆庚午举人熊履青主撰,人称《熊志》,后者系忠州明经柳福培主撰,人称《柳志》,之后七十余年,忠县志一直无人续修,凡关心桑梓文献者无不慨叹。民国三十一年,县长戴叔锴倡修县志,聘前清举人花桥沈修五先生主撰,德甫公辅之,不到一年因经费不足解散。民国三十三年,何子君县长到任,坚请德甫公主持县志馆并任总纂,据何子君《重修忠县志序》称:“时馆长为陈君德甫,余又以总编辑属之。陈君由军功出宰开县,“七·七”变后归隐林泉,平昔承祖若父薪传,邃于史汉事例娴审,文笔渊懿,早为士林倾慕。余下车时,县人士为余言之凿凿也,由是朝夕过馆,与陈君及编辑诸贤悉心研讨,阙者补之,讹者正之,新者续之”。时值抗战艰危之际,百业凋敝,困难重重,更兼“吾县藏书有限,耆献凋零,官文书既火于匪,所存亦极凌乱,征今实难于考古”(陈德甫《重修忠县志序》,下同),德甫公乃带领编辑邹英珊等六人,不辞苦心焦虑,旁搜博采,其间甘苦殆非外人可知。

告慰先祖在天之灵 - 虞廷 - 云气轩告慰先祖在天之灵 - 虞廷 - 云气轩民国三十四年《忠县志》完稿,共80余万字,“凡纲二十有二,目一百九十有二,地图八”“远之则续前志所有而补其所无,近之则增纲益目汇纂无遗典法,虽不合乎史裁,而远近详略亦无乖于志例矣。”在22纲中,德甫公独立完成了《学校》、《官师》、《人物》、《农桑》、《工业》、《商业》、《交通》、《军警》、《自治》、《文录》、《文征》、《丛谈》12纲及各纲弁言,与人合作了《礼俗》、《赋役》2 纲,并总纂全志,用小楷誊清全志,毫不夸张的说,德甫公一人所承担的工作量,比其他编辑的工作总量还要多得多。事实上,到了编撰后期,修志馆因为经费问题已经名存实亡,大量的工作都是德甫公在家中独自完成的。依照《熊志》《柳志》之旧例,《忠县志》(民国)是可以称为《陈志》的。

《忠县志》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地方文献,是忠县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具有文化价值的一部文献,其资料之翔实,考据之精粹,文笔之冼练,立论之公允,体例之完备,远远胜过此前的《熊志》《柳志》,更难为后世新修的县志所企及,相信随着时代的变迁,越到将来,其文化价值会越加彰现,而绝不像某些趋势媚俗之作虽然眩目一时转眼即成为垃圾。

何子君县长《重修忠县志序》评曰:“余披而览之,各篇俱略,独《赋役》、《礼俗》较详,可谓知所重矣。--盖《赋役》纪县政之得失,《礼俗》纪县政之隆污,施政教者本之以定因革,则土著者不敢侈靡竞争,志之详《赋役》、《礼俗》实缘于此。其它类聚部别有条不紊,虽不及《赋役》、《礼俗》之详,然事且十倍于前志,而文之清丽雅正则过之,其足以信今而传后也,尚何疑焉?”其“事且十倍于前志,而文之清丽雅正则过之,其足以信今而传后也”之定论,应不过分。

 

德甫公的学识、良知、襟怀、品貌,在书中展现无疑,这当然不是他有意要这么做,而是在无意中就把自己的一切都融入其中了。在他的笔下,寄托着中国传统知识份子难能可贵的人文精神和悲悯意识。在记述民众所承担的捐税重负时,他写道:

“捐输者,外避加赋之名,另设虚奖以取民财是也。”

“征、借垫两项,吾县始于民十一年,终于十九年。年或预征一次或二三次至四五次,次数视驻军之需要而定。在此九年之间,竟递征至民三十三年而未有已,其他苛杂尚不在内,民不堪命,至此极矣。”

“忠县各乡积谷前清积存数量若干,以档卷散失无考,上列各乡数量系民国以来积办者。然暴军、游匪扰攘不宁,有勒垫军饷刻期出粜者,有严团御匪借购械弹者,有凶荒赈粜收填不足者,有拨给出征壮丁家属者,有假建仓廒以图中饱者,败坏之由,不胜枚举。”

“洪宪既亡,中枢解纽,川军分裂,各自为政。部队往来吾县,估索军饷,偶一获愆,刀枪立至。县人不堪其苦,乃议由商会负责,就出入县境货品整件从价值百抽二,以备军队不时之需,其名曰“公益捐”,年约收银币二十万元。民国九年,靖国军杨春芳率队屯忠,需饷孔亟,乃派人在江干就上下商船所载货品从价征取百分之二,美其名曰:公益捐。嗣设局自征,货无整零,俱难幸免,捐额倍于曩昔。吏役猛于豺虎,县人之被朘削自此始矣。” 

“斯时也,民穷财尽,正气不伸,污吏肆淫威以刮民财,劣绅助污吏以行虐政,上下其手,肆无忌惮,财政紊乱极矣。”

像这样秉笔直书直指苛政暴军游匪劣绅等虐民害人的文字比比皆是,不胜枚举,须知德甫公是直接批评的当朝之事,忠县区区一县,那些恶人是随时都在身边的,德甫公却并不计较个人安危,以史家之笔如实记之,堪称高风亮节。在他写出“民穷财尽,正气不伸,污吏肆淫威以刮民财,劣绅助污吏以行虐政”这样尖锐的话语时,他不是不知道会让那些利益集团中的人动怒,不是不知道会触动特权阶层的人,但是他义无返顾,毫不犹豫地写下来,让我们在今天仍然能感受到他的凛然正气。他一生读圣贤书,并不懂得什么高深的“主义”和眩目的“思想”之类,他只知道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节操,只知道辨别基本的是非和善恶,只知道秉笔直书,反观今日之所谓历史学者,除了趋炎附势歌功颂德,几乎不会写另外的文字,不要说当朝,就连几十年前的事实真相都害怕触及,更不要说批评,岂不愧死。

在记述农民情况时,德甫公对佃农深表同情,写道:“佃农在本县农籍中占十之八,为农民中最多数。此辈无田赁他人之田而耕之,长年搰搰竭一己之血汗以多数奉地主,所冀幸者不过馋吻之余。投质多者其获余较多,尚可资之以自给;资金不足贷人之金以为质,除输给田主外,债权又从而夺之,新谷甫登,瓶罍已罄,己惟忍饥受冻,长应此牛马之役。天地不平之事,宁复逾此。”仁者之言,纯从肺腑中流出,其悯农情结,天地可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仁爱思想一脉相承,我们在历代杰出文人诸如杜甫白居易范仲淹等人的作品中都能看到这种影子。我生也晚,所见有限,但是却不幸看到了无数文人置民间疾苦于不顾,明明饿殍遍地尸骸枕籍,却再三莺歌燕舞欢呼“形势大好”,把上文何子君先生的评语改两个字,即可用于对此等文人的评价:“天地无耻之事,宁复逾此”,因愈感德甫公之高尚也。告慰先祖在天之灵 - 虞廷 - 云气轩告慰先祖在天之灵 - 虞廷 - 云气轩告慰先祖在天之灵 - 虞廷 - 云气轩

 

                            三

在记述忠县建置时,德甫公力求完整全面,大到城乡建置沿革、治城、衙署局所院处会、街市、公园、乡镇市集、小到桥梁、坊表、厄塞、碉楼、堰、塘、水利、寺观、岩洞、井泉,全部分类列出,使大量的历史现象得以保留,几十年间,沧桑巨变,今天,我们翻开德甫公的《忠县志》一看,才惊讶的发现,我们的家乡原来曾经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

以坊表为例,我们从《忠县志》知道,就在1945年,全县还有着完整的牌坊59座,其中仅县城及近郊就有25座,包括庙坊、神道坊、进士坊、太守坊、宠褒坊、德政坊、百岁坊、孝子坊、贞节坊、烈女坊、五世同堂坊、兄弟百岁坊等各种品类,最早的建于明代正德年间,最晚的建于民国十五年,煌煌焉,真可谓牌坊之大观也。德甫公在《忠县志》中逐一记下了坊表的名称、旌表人、创修年代、所在地及备考,使读者一目了然。比如记“公孙进士坊”,就记载着旌表人为“明成化辛卯科进士陈瑞、嘉靖壬辰科进士陈策”,创修年代为“明隆庆时”,所在地为“城内孔庙”,另附备考为“策,瑞之孙。坊刻进士罗青霄题联语云:两朝宠锡黄门第,百代恩荣进士家,坊额为公孙济美四字。”小小一个县城,“城内面积约3平方里”(《忠县志.建置》)。竟然有着25座牌坊,其密度之大,不知尚有何地可以比肩。

记述忠县寺观亦甚详尽,“忠县寺庙,在前清时计四百余座,僧众三千余人,租田九千余石。而治平、恒山、双福、桐柏、大梵、白岩、东明、善庆诸寺,且开期传戒,先后高僧辈出。如聚云、铁壁、三目、三巴、伯庵、妙鉴、东明、天文、志宽诸师,佛学湛深,非惟县人尊仰备至,即异地之士亦莫不钦崇,猗欤盛已!民元以来,各乡办学办团,提去庙产颇多,由是寺庙荒芜,僧人逊色。近据佛教会表报,寺庙仅存一百八十余座,僧众三百八十余名,租田六百余石。今昔相衡,差别甚远,盛衰之迹,亦可慨矣!” 

  在慨叹“寺庙荒芜,僧人逊色”的同时,《忠县志》根据广泛调查,列出了尚可考的寺观表331处,其中仅县城及近郊就有62处,将名称、所在地(乡镇、小地名)、修建年代及修建人、资产、备考等悉数记录。如记福德祠:“所在地乐天镇东门内,清道光元年银工同业捐资,由郭崇祺监修。一名财神庙。因后殿祀李耳,又名上清宫。民国三十年被日机炸毁一部分,余为士绅撤卖,今且全址拍卖矣。道家所供神有赵元帅者,名公明。相传避秦入钟南山修道,道成封正一玄坛元帅,主除瘟剪疟,保病禳灾,凡讼冤伸抑,使之解释,公平买卖求财,使之宜利。(见《三教搜神大全》)即今俗所传执金鞭跨黑虎之财神也。又,诸安仁《营口杂记》:拜年者必先拜所供之影灯,影灯者,外画财神,内点以烛,有8尺余长者在中,左招财右利市。按俗所称财神即赵玄坛,故商人多奉祀焉”。可谓详尽也。

即使“寺庙荒芜,僧人逊色”,忠县城的寺观依然大致可观,这62处寺观和25座牌坊,几座汉阙以及完整的古城墙和九座城门组合起来,六十多年前的忠县城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卷啊!想像当时,走在县城的石板路上,金碧辉煌的寺观错落有致,巍峨古朴的石牌坊接二连三,那是怎样一种感觉。如今一些所谓的古城,有一两座牌坊,就珍同拱璧,不知吾县之牌坊,曾经是其十倍之多,只可惜那么珍贵的东西,全被不肖子孙毁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痕迹,思之曷胜惘怅。德甫公当年曾经对“寺庙荒芜,僧人逊色”的状况发出“今昔相衡,差别甚远,盛衰之迹,亦可慨矣”的感叹,不知他面对后来的文物古迹摧毁殆尽又将作何想法!

从《忠县志》中,我意外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忠县自抗战以来,截至三十四年(1945)止,出征士兵计39183名”,这是一个早已被人遗忘的极其重要的数据,抗战八年,忠县的热血男儿义无返顾地走上战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保卫祖国,去和凶狠的日寇拼杀,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战死在沙场上,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可谓感天动地泣鬼神。本志《户口》载,“据三十三年(1944)调查所得,县民有74479户,男237895丁,妇236753口,男、妇共474648丁口”。全县男237895丁中,除去未成年和超龄者,所剩的适龄应征青年应不会超过四分之一,即60000,而出征士兵竟达39183名,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可想忠县男儿之悲壮激越,丝毫不亚于古代的巴人应周武王之募远征殷纣。这39183名战士当然全是国军系列,遗憾的是由于党派之争,这些英勇的抗日战士竟然没有自己应该具有的名份,六十多年来从没有被家乡的后人们提起,连为他们修建的耸立在西山公园里的纪念碑都被毁掉了,真人间之大不公也。

要不是德甫公的《忠县志》,我们去哪里了解六十年前的旧貌,县志“存史”功能的重要性于兹可见一斑。

 

                               四

德甫公对于资料的收集极其广泛,对历史的考证极其严谨。因“吾县藏书有限,耆献凋零,官文书既火于匪,所存亦极凌乱”,给资料采集带来很大困难,乃组织“采访五十人分乡博访,考古征今,同时并进”,“不惜旁搜博采以期于成”。他先后披阅了《太平寰宇记》《文史通义》《华阳国志》《一统志》《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唐书》《隋书》《说文》《蜀都赋》《尔雅》《通志》、《阆中范目》《仪陇县志》等大量典籍,从中寻找可能与忠县有关的点滴资料,尽量避免遗漏和错讹。

涉及重要历史事实和人物,德甫公力求言之有据,如果实在证据不足,绝不轻下结论,比如在记述蜀汉将军严颜墓时,他先记载“墓在治西南二十里乌杨镇将军溪。明万历中知州尹愉重修,清道光五年知州吴友篪又重修,有记,是时墓碣犹有“汉严”二字可辨”。接着说:“考《一统志》载:蜀汉将军严颜墓在仪陇县,《仪陇县志》所载亦然”。然后他谈了自己的看法:“按:忠为将军故里,其墓似以在忠为可信,将军溪或亦以其墓得名。但征诸《一统志》,又未敢臆断。想忠、仪两地,必有其一为衣冠墓者”。想这样严谨的笔法,正是学者应有之风范。

在论证忠县为何古称南賨后又改为南宾时,略云:“忠古称南賨,辖忠、丰、石三县。《巴县志》:古有賨族,巴夷也,风俗通巴,有賨人,剽勇。《阆中范目》说:高祖募取以定三秦,賨与赋同义。《晋书·音义》,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广雅税也。《说文》:南蛮赋也。《后汉·南蛮传》:秦始置黔中,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疋、小口二丈,是为賨布。杨雄《蜀都赋》:“东有巴賨,绵亘百濮”。乃唐代以前南蛮民族之一,迄唐怀德而服。《尔雅》:宾服也,当时改南賨为南宾,或即此义”,亦颇具慧眼,非学问精深渊博者不能为之。

在记述忠县方言时,则力求引经据典追根溯源,尽量找到出处,比如“老爷”,注曰:“称官绅也。《元史》:我董老爷。《柳南随笔》:前明惟九卿,祠林称老爷。外任司道以上称老爷,余止称爷”。“老板”注曰:“称主人也。《北史·齐孝昭帝纪》:皇建元年,诏诸郡国老人,各授板职、赐黄帽、鸠杖。《丹铅总录》:晋宋之代,大臣皆得自辟官属,以板召之,谓之板官。今佃农于地主,雇佣于家长,旅客于店家,皆称老板。殆沿于此”。“裁缝”注曰:“称成衣匠也。裁缝二字见《周礼缝人注。鲍昭诗‘旅服少裁缝’杜诗‘裁缝灭尽针线迹’”。“小伙”注曰:“称年幼者也。《陶庐笔记》:王兰生夜侍圣主,立久欲睡,圣主笑曰:汝年轻小伙,尚不如吾老头子之精神也”。“眨”注曰:“谓人之眼皮动也。《说文》:眨,目动也。蜀语:眨,音答。皮日休诗‘治以颇黎镜,当中见鱼眨’《五灯会元》:曹翰渡江入庐山寺,缘德淡坐如常,翰曰:汝不闻杀人不眨眼将军乎?德曰:汝安知有不惧生死和尚耶”。“瞌睡”注曰“谓睡觉也。《正字通》:人劳倦合眼坐睡,曰瞌睡。《归田录》又作渴睡。吕穆公胡旦遇之甚薄,客有举吕诗曰‘挑尽寒灯不成梦’,胡曰此乃一渴睡汉耳。又,作暍睡,坡公云:司马长卿作大人赋,武帝览之,飘飘然有凌云之气。近时作者便自谓长卿,但恐览者暍睡落床,难以凌云耳”。如此等等,竟有数百条之多,发前人所未发,读之大开眼界,亦大长见识。

 

德甫公编撰《忠县志》时,正是抗战艰难之时,日寇先后九次轰炸忠县,炸弹所至一片火海,有一次,炸弹就投在我家背后的财神庙,爆炸点离我家院墙仅数米,冲击力所至,我家的房屋倒塌了一大片。忠县是日寇轰炸重庆的必经之道,除了九次轰炸忠县外,还经常从县城上空呼啸而过,当此时,凄厉的警报声骤然拉响,全城一片惊恐,男女老幼惶骇不已相携奔走逃命。《忠县志》对此亦有记述:“今抗战军兴,居民避免敌机轰炸,一闻警报,则扶老携幼出走,或入洞,或登舟,或走山林,各逃生命。如是甫逾七年,人皆不堪其苦”,又云:“自抗战以来,敌机侵袭内地,瞬息防空,人民逃避不及,因而负伤、丧命者甚众。政府早鉴及此,乃于每省设防空司令部,各市县设防空监视队。用电话递传敌机架数暨起飞时间,以及沿途经过情形。例如:忠县监视队得悉敌机离县约千里即鸣炮三响,谓之空袭警报,人民闻之,遂纷纷逃避;迨敌机将隔县空,再鸣两炮,谓之紧急警报;俟敌机归去,飞出战线外,始鸣一炮,谓之解除警报。”

德甫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编撰《忠县志》的。听先父懋智公讲,德甫公随时都做好了躲飞机的准备,只要听到警报响起,什么都不顾,只把案头的县志手稿抱起就往城外跑,等到解除警报后,又回到家里继续写作。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够想象空袭来临时的恐怖,更难想象在此恐怖中如何神闲气定的撰写县志达80余万字,而德甫公就是这样的。

当时钢笔还不普及,洋洋80余万字,从初稿到定稿,都是毛笔小楷恭书,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工程,那时没有现成的墨汁,全靠自己磨墨,仅磨墨就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而这80余万字,大部分都是德甫公亲手书写的。通览全书五十余卷,竟很难找到一处潦草之笔,这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德甫公并不以书法名世,可是他的《忠县志》手稿,却处处显示出过人的书法功底,见者无不称奇,我在重庆书法界的朋友一致认为,比之当代重庆小楷名家许伯建先生,并不逊色。以小楷恭书80余万字,在当今中国恐怕难有第二例了。

德甫公撰写县志时,电灯尚未在忠县出现,他每天晚上都是在昏暗的桐油灯下奋笔疾书,他所用的那盏桐油灯,包括灯碗(盏)灯架,直到我童年时都还在使用,现在我每次想起那盏桐油灯,眼前就会浮现出德甫公在灯下聚精会神忘我写作的场景。

1945年《忠县志》完稿后,由于内战又起,经济一片萧条,又由于地方上各种原因,致使出版之事搁浅,1949年后,德甫公将《忠县志》手稿献给了新政府,此后,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至,文化人成为改造对象,文化成为反动的同义词,《忠县志》作为前朝遗物,当然没有了出版的机会。

在德甫公的心中,无疑是一直牵挂着这部他为之呕心沥血的《忠县志》的,他的伤感可想而知。他是在完稿后的第十七年即1962年去世的,那时他已经不再对《忠县志》的出版抱任何希望,因为那个时代给他的全是绝望,他是在绝望中离开人间的。但是,他仍然在临终前所写《遗嘱》的第一条中说:“将来设立修志机构,汝等如能参加,自当继我完成,倘其他同志来服此役,亦当申请为余刊一姓字,始不负余五年来之辛苦”,一片赤心天可怜见。

我自成年后即时时记着德甫公的未竟之志,1984年我放弃了县烟草公司的优厚待遇,毅然调入人称清水衙门的县志办公室参加新县志的编修,在那里工作了七年之久。但是新县志并不能代替德甫公之民国《忠县志》,所以我又多次呼吁整理出版民国《忠县志》。2007年4月,我应邀回老家忠县参加文化工作会,在会上我再次大声疾呼整理出版《忠县志》,我的慷慨陈词引起了新上任不久的县委宣传部长赵某的重视,随后县上决定立即成立“整理编辑出版民国《忠县志》委员会”和点校整理组,我出任编委会委员并负责全书复核,经过艰苦曲折的工作,到2008年底,终于大功告成。

从呼吁整理出版到大功告成,作为陈氏子孙,我为能略尽绵薄之力而深感荣幸,至此,我才真正松了一口气,虽然在整理出版中不无遗憾,但是,也足以告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了。

 

                                      2009年1月7日夜于重庆任家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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