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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来者生生不息!

——深切怀念50年来先后去世的亲人,我们将继续努力奋斗

 
 
 

日志

 
 

我在武汉沦陷前后的—段经历  

2007-05-20 16:38:32|  分类: 家族沧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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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武汉沦陷前后的—段经历

                                  陈懋智原著  陈仁德整理

                   上篇  当时年少不知愁

                   一  到成都见刘湘

    193612月底,正值“西安事变”发生,全国一片惊恐,本来就多雾的成都,仿佛更加阴沉,在—阵紧似一阵的寒风中,古老皇城的巍峨身影罩上一层灰暗的色彩,给人一种庄严但却很颓废的印象。就是在这种气氛中,我第一次来到成都,那时我刚20岁。

    我到成都,是来接受四川省主席刘湘的训示。我就读的“四川财务人员训练所”(简称财训所)是刘湘一手创办的。刘湘自1935年统一川政后,欲在四川省推行现代会计税务各种制度,特命关吉玉先生在渝购置校舍,主持所务,面向全省招生,招生对象为“经济专科人员已成之士或历膺税务富于经验人员”,一时应考者2000余人。我即于是年应考,发榜时,除乎意料之外,竞名列全省第三名(当时成渝各报均有载)。两年后毕业,刘湘来电,命赴成都接受训示,我就是因此到成都的。

       

(着财训制服的作者,载于《同学录》)

当时的省政府设在皇城街。我们被安排到一个空荡荡的礼堂里,这是—所旧式房屋,木柱木椽,仰面可见屋瓦。会场内不设座,亦不设主席台,只在其中安一张条桌,条桌无桌布,亦无油饰,极普通。  我们200余同学皆头戴大沿帽(帽徽上楷书一“财”字,为“财训所”之标识),身穿笔挺的制服,鹄立以待。有顷,刘湘来到,随从并无多人,仅财训所所长关吉玉、副所长刘航琛而已。刘湘贵为省主席,却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威严气派,他身着一袭灰色布袍,足蹬圆口布鞋,人不怎么高,略胖,满面笑容,从人群中走过来,在桌前站定,即开始讲话,同学们便纷纷围在他身边。

    刘湘说:“诸君都是一时俊彦,今后事业前途有如旭日东升灿烂光明。往年川省扰于兵祸,酿为防区,纲纪凌替,堤防溃决,财政紊乱,民怨沸腾。如今川政已入正轨,当在全省推行现代会计税务制度,急起直追,以期民族复兴,国运昌隆。诸君毕业后切记三端,一曰操守必懔冰渊,要廉洁从政,处膏脂而不润。饮贪泉而不移。二曰责任勿忘夙夜,既负斯责死生以之,虽当世之君,强权之臣亦不能夺。三曰技能必戒荒怠。—技—能,当精研纯熟,—笔一算,不可率意为之。”刘湘特别强调办理财务必须认真不得马虎,说着他望了望地下的痰盂说“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比如吐痰,必须入盂方为认真,倘吐在外,则未认真。”这话给我极深印象。

    训话毕,刘湘应邀为财训所《同学录》题词,其词为“盈虚消息,聚人曰财。体国经野,根本滋培。爱人节用,康济需才。知新温故,陶铸化裁。理精意密,本末兼该。同兹黾勉,志量交推。”题词为楷书,凝重深厚,颇见功力。载有此题词以及关吉玉、刘航琛、邓汉祥、高沛郇、甘绩镛、费东明、唐华、涂重光、席新斋、周纲仁、吴梦茵、蒋志澄等十数人题词并附200多同学单人照的《同学录》后来精印成册留作纪念,惜于1949年后毁去。

    西安事变的阴影从刘湘身上似乎看不出来,我们沉浸于毕业的欢愉中,亦无所感于心,自刘湘训示后,即盼望着省政府分配工作。不几天,我得到盖着省政府大印的委任书——委为“川江航务管理处会计主任”,真是高兴极了。这川江航务管理处即水上公安厅,—律武装编制,配有兵舰四艘,处长由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兼任,能够得到这样—份工作,自然是令人高兴的。

          二  何北衡说:令尊大人有远见

    时近年关,我揣着委任书千里迢迢回到故乡忠县过年,一进家门就迫不及待地向父亲出示了那张令我欣喜不已的委任书,心想父亲—定会和我一样欣喜不己。谁知父亲不但不欣喜,反而忧心仲忡,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心中像泼了盆冷水。父亲叹了口气,才慢慢对我说:“你还年轻,不知社会险恶,更不善处事。川江航务管理处会计主任当然是个好差事。但是你这一去,势必影响原来的会计主任,而其人必定是处长何北衡的心腹。对于你这个省政府迳委的年轻会计主任,他们表面上当然会热情欢迎你,但暗中是否会加害你,谁也说不清。搞不好你不但位子坐不稳,说不定还会招来祸端。我在官场混过,深感从政不如从商,当今之世,还是在商界立足为好。”

    父亲语重心长的一番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我认为很有道理,从此暗暗萌生了从商的念头,并由此几乎影响了我—生。

    刚过完元宵,我便乘舟西上渝州,到川江航务管理处报到。何北衡先生亲自接待了我,他看过省政府委任书后,和颜悦色地对我表示欢迎,说了很多客气话。我觉得他是—个真诚善良可信的人,当下不假思索,竟将父亲告诫我的话和盘托出——转告了他,表示我不愿在川江航务管理处工作,而愿从商。回忆起来,我当时也真够幼稚可笑了。

    何北衡先生耐心听完我的陈述后,会心一笑,连连称赞:“令尊大人有远见!”然后对我说,如果真的愿在重庆商界立足,可为我介绍单位,一是川康殖业银行,一是华懋公司,希望我慎重考虑后作出选择。   

    告辞何北衡后,我四出寻访在重庆的亲友,征求他们的意见。经了解,川康殖业银行资本60万银元,开业多年,人事安排已满员,华懋公司乃新创企业,资本100万银元,经营国际贸易,国内外分支机构很多,人事安排比较容易。于是遂决定选择后者。当我面见何北衡先生谈了我的这一选择后,他当即提笔给华懋公司经理喻元恢作书,介绍我到该公司谋职,并对我说,先试住一月,如满意就长住卜去,如不满意则仍回航务处任会计主任。

    我持何北衡先生手书找到华懋公司喻元恢经理后,喻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川康殖业银行和华懋公司的总经理均为何北衡。

    我的月工资定为50银元,对于—个刚从学校毕业的20岁的年轻人来讲,这算是较高工资了。当时的大米仅25厘一斤,50银元可买大米2000斤。我的财训同班同学杨淦昌、郭成骧、杨之村三个适都被华懋公司录取为练习生,而每月工资仅8银元。

    华懋公司在当时的重庆堪称——流。公司设有图书室、浴室、理发室、浆洗房及当时十分稀奇的抽水马桶式厕所。公司每年发给制服一套,伙食由公司包干不收费,公司职工子女在校成绩平均70分以上者,凭学校通知书由公司负担下期学杂等费。公司的客厅十分豪华典雅,有进口沙发地毯、名人字画和五彩缤纷的壁灯吊灯。一次,我二叔从忠具老家到重庆来购置电影机,一进客厅就目瞪口呆,觉得如此富丽堂皇的场面简直像天堂一样。不仅忠县人,就是当时的重庆人初次到公司来都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作,。我赢得了公司中人的—致好评,他们认为我能力强,年轻有为,对我很信任。何北衡先生一直惦念着我,“试住一月”期满后,他专程到公司来和我谈心,问我有何感想,是留在华懋公司呢,还是回航务处去。我想到父亲弃政从商的教诲和华懋公司优越的条件,遂告诉何北衡,决定长住华懋公司。

                  三  初出三峡

    我在华懋公司工作的当年,中国爆发了抗日战争。日寇自“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又长驱南下攻陷上海。华懋公司上海分公司撤到武汉。原华懋公司武汉办事处改为武汉分公司,由原上海分公司经理郑玉书任经理,由苏州人、德国伊利诺亚大学硕士张侠冷任副经理。会计主任—职空缺,总公司觉得我是最合适的人选,遂派我赴武汉任分公司会计主任,于是我便乘船前往武汉。

    我乘坐的是聚福洋行的“福同”客轮,住的是官舱即现在的一等舱,船上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都很好,经理黄某还在船上设宴招待我们。船主是个金发碧眼的洋人,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熟知中国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是个地道的中国通。当轮船驰入夔门,滟澦堆迎面而来时,这位洋人在领江台上大声疾呼,叫乘客们都快来看三峡,还为乘客逐一讲解孟良梯、倒吊和尚等风景,毫无倦容。他很风趣地说:“欧美的很多洋人花几千几万到中国来,为的就是看看三峡,望诸位万勿失此良机!

    我的家乡虽然靠近三峡,但我却从未见过三峡,初次经过,我便完完全全地被三峡的雄奇壮丽陶醉了。只见两岸绝壁摩天,峥嵘崔嵬,极其险峻。山峰一个奇似—个,:悬崖——个险似一个,直看得人惊心动魄,眼花缭乱。长江的水卷起—阵阵狂涛,雷霆般地扑向两岸,在岸边的岩石上摔成无数颗珍珠似的水花,浪急滩险,峰回江转,壮丽无比。在恶浪汹涌的险滩上,时有帆船穿波逐浪,出没于激流之中,那些赤着身子肤如古铜的纤夫吼着粗犷豪放的川江号子,四肢着地,拼命地拉着纤绳一步一步向前挣扎,那姿态简直就是力量的化身。我倚着船栏看了南岸又看北岸,向前看罢又回头看,直到“轻舟已过万重山”,走完了西陵峡,才兴尽回舱

 

           中篇  在保卫大武汉的日子里

                四  张侠冷教我吃西餐

    抵达武汉后马上去分公司报到。分公司办公地点在英租界鄱阳街二号,宿舍在法租界同兴里。公司有黑特牌小轿车一辆,司机为上海人陈妙根。除了两位经理外,另有办事员郑学渊、邹子渊、陈文模、朱昆臣、郭成骧、王鸿儒、张君梧、盛百弗,其中郑、邹二人为圣约翰大学毕业。

    武汉分公司当时的主要业务是在著名的江汉平原产棉区购进棉花。对于做生意买卖,我是—窍不通的,只好从头学起。不久我就结识了几家棉花行,学会了天天打听行情,也学会了识别棉花的粗绒和细绒。   

    这期间,武汉分公司的副经理张侠冷先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张先生留学德国多年,是个地地道道的做学问的人,曾在德国获过“希特勒科学勋章”。抗战爆发后,张先生怀着一腔爱国热忱从海外归来报效祖国,谁知被介绍到武汉任副经理,由于对经商一窍不通,且又毫无兴趣,张先生一边挂名应付商务,一边创办了《中国科学》杂志每天埋头撰写科学论文,希望能以科学救国济民。他洋味十足,德语英语均极流利,常带我到武汉著名的“俄国饭店”、“德明饭店”吃西餐,或到最高级的中餐馆“大加利”、  “味腴”进餐。  “俄国饭店”位于法租界内,等级最高,西餐每份大洋3元(折大米120斤),服务员全是训练有素的漂亮的欧洲姑娘,由于地处租界,成为躲避空袭的最佳去处,有身份的华人常常到此就餐。

    我对西餐十分生疏,张侠冷先生便很细心地教我,如何使用餐具,如何熟悉礼节规矩。张先生还建议我穿西装,并从香港带回真资格法兰绒28(当时值港元32)为我制了第—套西装,以后又续有添置,慢慢的,我废弃了长袍和中山装。

    一次,我和张先生正在用餐,忽见一长髯拂胸相貌堂堂气宇轩昂的老者步入大厅,看样子似曾相识,细想,原来是在报上常见过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于右任只身一人并无随从,他到邻桌就坐,被告以人员已满,遂离座来与我们共挤一桌,使我们得以饱看美髯公尊容。

    不久,日寇飞机大肆轰炸粤汉铁路,分公司依赖的主要运输线梗阻,严重影响业务,总公司当机立断,改以滇越铁路为主要运输线,遂将武汉分公司大部份人员调往香港和越南海防,开辟新的海陆联运通道,留守武汉的只有我和当地人朱昆臣以及司机陈妙根,由我负责全面工作,仍然开展棉花收购业务。

 

           五 群情激昂  保卫大武汉

    自南京沦陷后,日寇的气焰更加嚣张,由天皇提议成立了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组成的“五相会议”,作为专门负责对华战争的核心机构,“五相会议”通过对中日两国国情军情的研究分析,决定集中日本的军力,从南北两面进攻武汉,当时武汉集中着中国政府的全部办公机构和军事指挥机构,堪称我国的心脏,其一得一失皆举足轻重,牵动全民族的心魄。在国民政府的动员下,武汉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街头到处刷着保卫大武汉的标语。我当时21岁,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之时,只觉得热血沸腾,心潮激荡,口中经常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义勇军进行曲》、《八百壮士之歌》等救亡歌曲。    ·

    当时在武汉最繁华的地段都设有“战报”。所谓“战报”即墙上挂一幅中国地图,每天在图上标出中日两军的战斗情形,如中国军队败绩,领土失陷,则人山人海之观图者相对悲咽,嘘唏泪下,痛不欲生;如中国军队打了胜仗,收复了哪怕一小块失地,则街头顿时鞭炮四起,人们奔走相告庆贺胜利。但失地终于越来越多,版图越来越小,且已呈进逼武汉之势,令人不得不忧心如焚。

    当时,作为全国抗战中心的武汉,聚集着一大批慷慨激昂的文化名人,他们常举行文艺演出以宣传抗战。我有幸观看过由郭沫若主持的歌咏表演,参加演出的有著名歌唱家周小燕、盛家伦、新疆舞蹈家艾迪博士等。周小燕一曲《长城谣》唱得声泪俱下——“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边是故乡……”引起许多东北流亡难民的悲咽。盛家伦高歌岳飞的《满江红》:“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悲壮已极,使人热血沸腾。郭沫若登台演讲时,激昂愤慨,几次摘掉眼镜擦泪,并紧握着拳头带头高呼口号,台上台下怒吼声汇成一片。

    中山路一家大影院首映《热血忠魄》,引起了武汉三镇的大轰动。这部子是由著名演员高占非主演的,内容是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上海,其中很多镜头是在上海宝山一带抢拍的实战场面,最为吸引人。当时购买电影票非常困难,电影院的大铁门上都爬满了人,都想先睹为快。电影院前的马路上人山人海,途之为塞,秩序大乱,不得不由警察出面维持秩序,用绳子将路拦成几行,依次排队购票。为了买票,我们几个人轮流站队,花了半天时间才如愿以偿。

                 六 宋庆龄第一个登台献金

    为了支援神圣抗战,武汉各界踊跃献金,江汉关搭起了一个“献金台”,每天都传来同胞们慷慨悲壮解囊捐金的动人故事。

    我作为一个热血男儿,当然不能袖手旁观,经与同事们商议,决定由我出面代表大家捐银元100元,并统一了意见要一大早赶到献金台,争取成为次日第一个登台献金的人。

    次日晨,我穿戴整齐,极其庄重地驱车前往江汉关,岂料赶到“献金台”时,已有十多人列队于前先我到达,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更料不到的是,站在第—个的竟是我们十分崇敬的慕名已久的“国母”宋庆龄。宋庆龄身着那件国人十分熟悉的旗袍,神情庄严而慈祥,和普通人一样肃立在“献金台”下。等到江汉关上宏亮的钟声敲过八响后,宋庆龄款款登上“献金台”,向周围群众作了简短讲演,她说,中国不会亡,同胞们要作好抗战到底的准备。日寇并非不可战胜,刚刚结束的台儿庄大战聚歼了日寇精锐主力,敌军伤亡三万余众……同胞们要扫除悲观主义情绪,激发抗战激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直到将日寇彻底战胜。

    宋庆龄演讲结束后,献金27000元,并说明这是她获于国外某杂志的一笔稿酬。

   “献金台”工作人员当即贴出宋庆龄献金大红喜报一张,一时鼓乐齐鸣,掌声雷动,数干人齐刷刷地举起森林般的手臂同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口号声在江天间回荡,经久不息。

    献金者依次登台献金,每一人登台,则鼓乐为之大作,掌声为之雷动。等到我登台时,已是名列第15了。我站在“献金台”上,仰望古老苍凉的巍巍江汉关,那里悬挂着醒目的巨幅抗战宣传画“保卫大武汉”,台下高奏着《义勇军进行曲》,像在提醒我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置身此中,不禁回肠荡气,热泪夺眶而出。

    从早到晚,登上“献金台”的人骆绎不绝,有白发老翁,也有垂髫黄童,有万贯富翁,也有讨饭的乞儿,前后半月始告结束。

    此外,还有一些爱国青年组成的“流动献金队”,他们高举国旗,经过闹市慷慨激昂大声疾呼,号召群众自动投入钱物。每到一地,途为之塞,人们纷纷捐献钱物,有人当场将手表和金首饰取下来捐献。大家信心百倍,坚信抗战必胜,中国不会亡!

                    七 东湖遇险

    日寇的飞机不断飞临武汉上空狂轰滥炸,空袭警报凄厉的笛声经常响起,让人惶恐不安。由于日机来去无规律,无法准确预测,故警报响时,敌机往往已飞近了。

    一次。我们驱车去东湖,在车内不知外面已放了警报,依然若无其事的向前开。车经珞珈山时,忽见人们扶老携幼仓皇出逃,才知敌机又来了。抬头看天,敌机倾刻已飞临东湖上空,机呜声有如雷霆。我们退避不及,无可藏身,慌不择路,跳到东湖的一艘木船上,谁知这反而成了敌机扫射的目标,只见敌机俯冲下来,哒哒哒就是一阵扫射,子弹如雨点般掠船而过,激起一串串水柱。船尾撑舵的中年妇女被击伤,幸未中要害。大家吓得魂不附体面无人色,试想,子弹再有毫厘之差,我们就全完了

    警报解除后,大家久久惊魂未定,但毕竟年轻,都说冒此风险几乎丢了性命,必须坚持游完东湖方才不虚此行。一行人流着虚汗,体会着战争的滋味,登上东湖美丽的湖心亭留影纪念,我曾在照片后题词:“东湖之游,遇日机轰炸,惊险之极.留影以志不忘”,此照片亦毁于“文革”中。

    东湖遇险后我们便不敢轻易外出。此后,每遇警报就跑到英商打包房暂避。打包房是棉花堆积之地,为五层钢筋水泥楼,较为安全。有时也由司机陈妙根开快车回同兴里宿舍,同兴里属法租界,距华界稍远,日机不敢贸然飞临上空,故凡是住在法租界的人,不但不需躲避空袭,反而还可以登顶楼观看空战,实属难得。

               八  四·二九中日大空战

    1938429日中日武汉大空战,  是抗日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空战,也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我国取得的最著名的空战胜利,这次空战已经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这一天,我在法租界的同兴里宿舍楼顶上目睹了激烈空战的全过程。

    那天早上八点便响起空袭警报,“呜呜呜”的笛声在武汉三镇上空响个不停,城内马上陷入一片惊恐。我们仗着法租界的保护,不慌不忙地到顶楼上去观战。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飞机—队—队地依次从南湖机场起飞,共有好几十架飞机(据资料为60余架),沿长江上游飞去,很快就消失了。我们知道,这是在准备迎战敌机。

    那是一个异常晴朗的日子,艳阳当空,万里无云,空悠悠的天幕上只有无边无际的蔚蓝色,犹如明澈的海洋。忽然从长江下游的天际窜入—队日机,数一数,共九架,成品字形排列向武汉市上空飞来,接着又冒出九架日机,再接着又有飞机不断飞出来一时难以胜数(据资料为36架轰炸机,12架战斗机)。事后得知,这一天是日本天皇生日,日寇想以此为天皇庆贺生日。

    我军高射炮阵地早已把炮口对准天空,见日机进入了火力网,便接二连三地开炮射击,炮弹在空中连连爆破,如同绽开的雪白的棉花球。日机冒着炮火轮番向下俯冲,飞机在低空掠过后的呼啸声此起彼伏,异常凄厉。南岸徐家棚一带被日机投弹命中,霎时火光冲天,哭声大作。 

    这时,我军飞机从长江上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忽然返回,居高临下扑向敌机,空阔的天幕上顿时摆开了战场。两军飞机在空中左右周旋,上下翻腾,震耳欲聋的机呜声和枪炮声响成一片。

    从我们所站的楼顶上,可以清晰地看见我军飞机追击或夹击敌机以及敌机突然腾空或下降的惊险场面。有时好像两机就要相撞,其中一机机翼一偏又避开了;有时好象飞机要着地了,机头一翘又上了天。乱轰轰的上百数的飞机在天空中混战成一团,煞是壮观。飞机射出的机关炮在天幕上划出一道道火光,宛如夏夜转瞬即逝的流星。中弹后的飞机从机尾冒出一道长长的浓烟,如一条黑龙在空中飞舞“黑龙”东奔西突,最后一头栽下地去。有的飞机中弹后并无“黑龙”,只是闪电般地在空中爆炸燃烧,闪出一朵耀眼的红云,转眼烟消云散变成无数块碎片从天上飘然下坠。有的飞行员仓皇之中跳伞逃命,降落伞飘风而去,不知所终。

    我们仰面观看天上至为惨烈的空战场面,只要见到日机被击中后摇曳而下,就疯狂地大喊大叫猛力鼓掌,庆贺我国空军的胜利,以至于喊哑了嗓子拍肿了手掌,那时的爱国热情高涨到了极点。

    四·二九大空战以日寇的失败告终,武汉多家报纸皆登出战报,谓我军击落敌机29架(据资料为21架),取得抗战以来也是中国空军有史以来最大之胜利。敌机残骸星夜从徐家棚附近运至汉口中山公园展览,参观者络绎不绝,情绪激昂,纷纷向英勇的空军致敬。我也随着拥挤的人流去看了展览,在刚目睹了空战后又目睹空战的战利品,我真正相信了“中国不会亡!”

    这次空战中国空军也做出了重大牺牲,最著名的空军英雄是年轻的少尉飞行员陈天民。据报载,开战后不久,陈天民就紧紧地“咬住”了一架敌机,无论敌飞行员如何上仰下翻使出全部招数,都无法摆脱他的追击。双方距离越来越近,进入有效射程后,陈天民迅猛地按下了机枪射击按钮,枪响之后,敌机冒烟带火翻滚落地。日本带队长机气昏了,气急败坏地命令日本战斗机集中向陈天民的飞机轮番攻击。5 架敌机疯了似的围上来, 陈天民毫不畏惧英勇奋战,终因寡不敌众,飞机被击中了,在最后的时刻,他本可以跳伞离机,但他却驾着负伤的飞机开足马力向一架敌机撞去,“轰”的一声巨响,敌机炸成了碎片,他自己也献出了宝贵生命。武汉市的一条街当即以英雄的名字命名,改名“天民路”。

 

            九  卢作孚把船票给了我

    不论怎么说,日寇是步步逼近武汉了,报上不断报道我军节节失利,田家镇、大冶先后弃守,昔日繁华以极的武汉江汉路一带已在柏油马路上挖好了战壕,很多高大建筑物上已凌空架起了机枪

    兵临城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人们开始紧张起来,准备逃难。可是往哪逃呢?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一等难民逃欧美、二等民逃南洋、三等难民去港澳、四等难民进租界、五等难民走后方、六等难民留沦陷区。”

    市面一天天冷清萧条起来,往来行人已不如昔日拥挤,每天都有一些店堂门上贴出“本店迁往XX地继续营业”的启事。

    在大战前的寂静中,中秋节到来了。晚上,皓月当空,碧霄澄澈,我驱车去中山公园赏月,不料进园后,见到的竟是死一般的沉寂,满园花木依旧亭台如故,然而在冷清清的月光下,偌大一个素以热闹著称的中山公园竟空无一人,凄惨悲凉之感顿时涌上心头,这是山河变色的前兆。我独对孤月,感念国家之多难,不禁怆然!

    的确,前线是越来越近了。1022日,日军由水路直插武汉东部的葛店,守军与之展开激战,武汉城内第一次听到了枪声。1023日,另一支日军沿长江南岸直逼武昌城下。由辛潭铺方向向武汉杀来的日军也突入贺胜峤,切断粤汉铁路北上武汉。武汉处在北东南三面的合围中,枪炮声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繁华喧闹的城区街道除了军队很少有市民走动,武汉差不多成了一座空城。

    华懋武汉分公司的业务已经到了十分艰难的境地。公司有一大批棉花滞留在宜昌不好解决,我为此无计可施。正一筹莫展时,忽然想到了卢作孚先生。卢作孚先生是投资华懋公司20万元的大股东,与何北衡有厚交,八月份,卢作孚、何北衡曾同来武汉,我去机场接候,并同车回城朝夕相处七天,算是相识了。何北衡曾嘱我有事可向卢作孚请示,如今卢作孚尚在武汉,我何不去向他请示呢?

   1023日,我驱车赶到卢的寓所。见到卢时,他神情紧张严肃,正在收拾文件资料,看样子就要离开武汉了。他对我说:“你来得正好,我这里正好有一张明天(24)日去宜昌的江新轮大餐间船票。船票很不好买,本来是我自己的,但刚才我又搞到了—张下午飞往重庆的机票,这张船票就给你了,你可迅速去宜昌解决那批棉花的问题。”

    听了卢作孚先生的话,我决定次日离开武汉去宜昌,办完了事再回武汉,并当即将我的行动电告重庆总公司。

    我万万没想到,在我离开武汉后的次日上午八点,日寇的铁蹄就踏进了武汉,武汉变成了人间地狱,我留在武汉的黑特牌小轿车和大额公司存款以及自己的一些财物都没来得及转移,司机陈妙根也不知下落。从那天起,等到我重游武汉,已是40多年以后的事了,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下篇  流亡在长江上

            十  快开上去,这里马上要封锁

    `1024日上午,陈妙根开着黑特牌轿车送我前往长江码头。赶到码头时,“江新轮”已离开码头停在江心了,上船一律由小木船转运。码头口由全副武装神情严峻的宪兵把守,一一验票,严禁无票上船。有不少无票的人拖儿带母苦苦哀求上船,有的索性强行上船,不断发生争执,引起宪兵对空呜枪阻止。此时我才深知武汉已岌岌可危,要不是我正好去请示了卢作孚先生,要不是卢作孚先生正好有一张船票,我肯定会留在武汉,那我这一生的命运一定会改写了。所以,我终生感谢卢作孚先生,他给我的那张船票,在偶然之间,使我逃出沦陷的武汉,避免了不可想像的劫难。

    中午1点,“江新轮”拔锚启航,随着呜呜的船笛声,轮机卷起雪白的浪花,武汉慢慢向天边退去,江汉关的轮廓越来越模糊,不时响起的枪声也越来越远了。

    武汉的战局会怎样呢?满船旅客无不充满忧虑-----

    我持的大名鼎鼎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大餐间”船票,享受的接待很高档。当时武汉到重庆的飞机票才96元,而武汉到宜昌的“大餐间”船票即50元(到宜昌路程仅有到重庆的三分之—),可知其规格之高。所谓“大餐间”,是船上最高档的舱位(一般船不设“大餐间”),一人—间舱房,备有豪华床椅,盥洗台,地毯等,外面配有“大餐间”公用的休息厅,备有乐器、图书等。—日三餐中西餐自选,不另收费,非“大餐间”乘客一律不准进入。住在“大餐间”的除我和几个高级军官外,全是海关最后撤离的官员,这些人衣着华丽,不时以外语对话,洋味十足。

    船至城陵矶,从南北两岸同时传来一阵阵高亢的喊话:“快开上去,这里马上要封锁。”寻声望去,岸上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持话筒急促地挥着手大声喊话,江边,用来封锁长江的几艘大轮船也已做好了准备。我们所乘的“江新轮”是封锁长江前通过的最后一艘轮船,要再迟一步,我们又不知后事如何了。    

    所谓封锁长江,就是将一些轮船沉入江中,中断航道阻止敌船通过。“江新轮”刚通过,航道就封锁了。既然已经封锁城陵矶,我估计武汉可能会弃守了,思之不胜凄惶。

                十一  舵叶被锚链缠住了

    “江新轮”继续向上行驶。直到夜幕渐渐降临,四野—片苍茫。和武汉相比,这里—切都显得十分宁静。乘客们的心也慢慢平静下来,安心歇息了。那时轮船一般不夜航,“江新轮”找了一片港湾抛锚停靠下来,等天亮后再走。谁也不知道,就在静夜里,一桩麻烦事又悄然降临到我们头上。

    原来,当“江新轮”的乘客们在夜色中沉睡后,一艘名为“大新”的轮船匆匆从附近赶来,紧挨着“江新轮”下锚停靠,慌乱之中,竟将沉重的铁锚缠在了“江新轮”的舵叶上而不自知。等到天亮后启航,两轮均不能开动,经检查,才发现了这一严重问题。  “大新轮”害怕日机追击,连锚都不要了,一气将锚链锯断就开溜,转眼就消失在江面上。“江新轮”却叫苦不迭,舵叶被锚链缠住无法启动。满船乘客惊恐不已,日机来了怎么办?虽然为了防止日机轰炸,已在船顶铺了一面美国星条旗(当时美国尚未参战,属中立国,不受打击),但万—日机高空识别不清又怎么办呢?乘客们纷纷涌向船长室,要求尽快设法排除故障启程前进。

    船长也急得焦头烂额,他当了几十年船长,从没见过这种麻烦事。舵叶被锚链缠住了,究竟是怎么个缠法?怎样才能解开?需不需要换舵叶?怎样换?船长一概不知。情急之中,船长心生一计,贴出了《紧急启事》,悬赏500大洋,招请乘客中识水性善潜水的人下水侦察。

    这天恰巧天气奇寒,谁敢潜入冰凉的长江呢?《紧急启事》贴出后一个小时无一人前来应征。船长无可奈何,咬紧牙将500大洋增到1000大洋。果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一乘客出面应征了,大家都对他投以期待的目光,可惜,经船上医生体检后认为不合格,未予批准,那人只得离去。“江新轮”于是只好继续停着。听天由命。

                十二 传来武汉弃守的消息

    次日(26),“江新轮”通过船上无线电台收到消息,日寇已于25日上午8点侵入武汉市区,船长当即油印散发新闻简报,简报称,日寇在武汉逞狂,25日上午,三名未及逃出的士兵被枪杀于江汉关趸船跳板上。简报传出后,乘客中发出一阵阵悲叹饮泣之声,一些人遥望武汉方向捶胸顿足。我首先想到的是,陈妙根师傅怎么样了?那辆黑特轿车以及存款财物呢?转念一想,整个大武汉都沦陷了,河山破碎,生灵涂炭,我们公司又算得了什么?

    小小的“江新轮”上,洋溢着一片爱国热情。船上正好有一个“孩子剧团”,听说了武汉弃守的消息后,“孩子剧团”在船上表演了节目,鼓动大家坚持抗战到底。一些青年人热血沸腾,在船上开展演讲,大讲抗战必胜,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忽然船上响起一阵怒喝声,原来是发现了一个汉奸,这个汉奸是天津人,看上去道貌岸然,宪兵在他身上搜出了一个铁盒,内有薄膜一叠,据说是密写纸,全船乘客慨然,当即有人大喊把他扔到长江去喂鱼,又有人主张先吊起来再说。一时人多嘴杂,哄闹不已,那汉奸被吓得面如土色,最后由宪兵押上岸交给了当地政府。

    武汉弃守的消息刺痛着每个乘客的心,加之“江新轮”的狼狈处境未能解脱,乘客们更是万分焦急,说不定很快日机就会袭来,怎么办?大家再请求船长想法,船长又心生一计,赶紧给湖北沙市潜水队发了一封电报,清求派出最优秀的潜水员前来解围。

                十三  潜水英雄的精彩表演

    自电报发出后,乘客们便眼睁睁地望着沙市方向盼望着潜水员的到来。27日,远远地看见一只小汽艇载着10个潜水员(当地俗称“水咪子”)来了,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小汽艇慢慢驶近“江新轮”,10个潜水员依次登上轮船。在我们想像中,潜水员应该是威武雄壮的,但待他们走近后,才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竟—个个个没精打采,不言不语,好象没吃饭似的,使人怀疑他们的本领。他们一人披着一件厚厚的皮大衣,围在船长周围听介绍情况。乘客们半信半疑地挤在一起,眼光中流露出忧虑。

    舱外,冷风一阵紧似一阵,栏边的蓬布也被卷起老高,给人一种严冬到来的感觉。天的确够冷了

    潜水员们听完船长介绍后又一一回到小汽艇上冒着严寒。他们脱光了衣服.只穿一条裤衩。这时他们忽然全部精神大振,眼中射中勇猛的光芒来,刚才那种没精打采的表情一扫而光。领头的对大家使了个眼色,十条汉子便扑通扑通跳入了冰冷的长江,一会便全部潜入了水底。

    船上的乘客们心都绷紧了,一下屏住了呼吸,眼睛死死眼住江面。此时江上尚且寒风瑟瑟,何况在水底下!潜水员们没有任何辅助用具,完全是赤条条一身,怎么能耐得住严寒呢?就算耐得住严寒,在水底又如何憋得住气呢?

    几分钟后,十个潜水员一一冒出了水面,居然没有一个人打哆嗦?

    潜水员们上船来各抒己见,由一人执笔,将在水下侦察到的情况绘成—张示意图,向船长做讲解。他们说,锚链缠得太死,无法解开,唯一的办法是将舵叶连同锚一起卸掉,再换上新舵叶。

    事已至此,船长当然只得听潜水员的了,好在船上有一副备用的舵叶,正好用得上。    ·

    乘客们这时都已将潜水员视为英雄,一起挤到船栏边观看千载难逢的精彩表演。

    潜水员这次是分成两批,每一批下水五人,实行轮换,任务是将舵叶拆卸下来。试想,水那么冷舵锚那么重,水下的视线那么模糊,要完成这一任务该有多么困难?潜水员下水一次,往往要半个多小时才出水换气休息,这可是我一生的奇观,要不是亲眼看见,绝不相信但千真万确就出现在我眼前,不由我不相信。60年来,我每次对人讲起这件事,人们都感到怀疑,说任何人不能在水下呆那么长时间。可是我确是真真切切地看到过,永远相信自己的眼睛。

    经过好几个回合,潜水员们终于拆掉了舵叶,然后又安上了新的舵叶。

    潜水员们回到小艇上,披上厚厚的皮大衣,一人叼着一支烟狠狠地抽,那样子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

    这时,全船爆发出—阵暴风骤雨般的掌声,老船长流着泪向潜水员们致意,一些年轻人吹起口哨来,大家一片狂欢一一“江新轮”终干摆脱困境重新启航了。

    又传来了令人欣喜的消息,在短短的四天航程里,“江新轮”上的难民中竟先后产下了四个婴儿,且母子个个平安,在兵荒马乱烽烟四起险象环生的流亡途中,竟有如此喜事,满船乘客无不欢欣鼓舞,热血青年马上演讲开了:“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不会亡,在流亡中,在炮火中,在波涛中,新在生命正在不断诞生------

 

             十四  宜昌城里骇人听闻的误传

  望眼欲穿的宜昌终于到了,“江新轮”徐徐驶入了宜昌港,随着一声长长的笛鸣,我们也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惊心动魄的长江流亡终于结束了。短短的几天航程就像经历了一个世纪,我们仿佛从地狱回到了人间一样,惊喜的看着宜昌城外的河堤,江中往来的帆船,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正在兴奋之际,忽听得码头上“劈劈叭叭”地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同时发出的还有一片欢呼声。

    乘客们都感到莫名其妙,不知个中原因,依次上岸后,鞭炮声仍然未停。岸上伫立着许多守侯已久的群众,男女老少皆有,—些乘客刚上岸,就被人们围成一团,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拉住一个小伙子就抱头痛哭起来,一些人一边擦泪一边问长问短,那情景十分感人。

    所有下船的乘客都不知是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此中还有一段骇人听闻的传说。

    原来是这样的,1024日我们乘坐的“江新轮”经过城陵矶后,另—艘也叫“江新轮”的当地小轮船在城陵矶被日机轰炸沉没,当日中央通讯社即发稿称“江新轮”在城陵矶被日机轰炸沉没”。宜昌各报均刊出这条消息,凡“江新轮”乘客的亲属见报后无不惶骇震惊悲痛欲绝,有的甚至已为“死者”设了灵牌。“江新轮”将抵宜昌,中央通讯社又发稿更正,人们将信将疑,非亲眼见到不能放心,于是纷纷扶老携幼到江边来等候,见“江新轮”果然到了,便一起燃放鞭炮,庆贺家人生还。

         十五  晴空霹雳震惊全家

    这样一段骇人听闻的传说,我们在船上却一无所知,免受了许多惊骇。当时我并不知道,就在宜昌城内纷传“江新轮”被炸沉的新闻时,在我的家乡四川忠县,这一消息也如同晴空霹雳震惊我全家。

  我在离开武汉时曾电告重庆华懋总公司“24日乘江新轮赴宜昌”,中央通讯社“江新轮在城陵矶被日机轰炸沉没”的消息在重庆见报后,华懋总公司为对我家负责,立即电告忠县:“江新轮被炸,懋智情况不明。”家中得此噩耗,顿时陷入悲痛之中,数十口人,不论长幼,均失声恸哭,全家不举烟火。我母亲数次昏迷,无论如何劝慰都无济于事,她找出我的相片,—看—声“儿啦……”,声音凄绝,人不忍闻。父亲那时正好在写关于抗战的诗,诗曰:“重炮轻机迤逦来,江南江北哭声哀。衣冠文物归夷化,城郭山川付劫灰。三百年来无此战,八千里内有奇灾。桃源古洞今何在,翘首苍天问几回。”诗成即收到电报,父亲仰天长叹,泪如雨下,恨自己不该写“重炮轻机迤逦来,江南江北哭声哀”。“江新轮”之被炸,正被不幸言中。

    父母挥泪将我用过的一些衣物找出,拟在祖墓之侧为我建一衣冠墓,同时准备不日去重庆华懋公司商谈领取抚恤金等善后事宜。父亲即忍悲挥泪为我撰写墓志铭。

    正当全家悲痛欲绝,为我营葬衣冠墓时,又收到重庆总公司的电报,称“江新轮被炸系报道有误。”家中获此电报转悲为喜,但未见到我,仍放心不下,半信半疑。母亲迅速上街依次找几个著名的算命先生,请他们为我一算凶吉。说来也凑巧,几个算命先生都断言我是平安的,母亲才稍稍放心了些。又有人对母亲说,幼童脱口而出的话能卜凶吉,母亲就马上把我最小的当时只有几岁的弟弟懋新叫来,问他:“你五哥现在怎么了?”懋新应声回答:“五哥还在,没有死!”母亲听后大喜。

          十六  举家仍聚一堂中

    我全然不知家中所发生的一切,在宜昌怀远路华懋公司驻宜昌办事处找到李肇基主任和黄义模先生,用几天时间办好了一切公事,便乘“民族号”轮船赶回四川。当我西装革履手提皮箱风尘仆仆地跨进家门时,全家都流泪了。母亲把我拉到身边从上到下看了又看,好象信不过一样,愣了半晌,才哇的—声哭了起来,眼泪珍珠一般滴到找身上。

  父亲最早擦干了眼泪,对大家说:“懋智千里生还,是大喜事,还哭什么,应该高兴才对。赶紧准备—下,两天后就是懋智22岁生日了,我们好好庆贺庆贺”。这一说大家才如梦初醒,一起高兴起来。我也才想起,农历十月初六就要到了,我要满22周岁了。

  两天后,家中大摆筵席,三亲六戚纷纷赶来祝贺,庆我再生。我在酒席上将抗战局势,保卫大武汉的故事以及江新轮千里流亡的经历向大家述及,听者无不愤恨日寇暴行,为我既精彩又惊险的经历感到后怕,一起举酒向我致贺。

  欢喜之余,饱读诗书的父亲又开始做诗了:“烽火连天夕照红,举家仍聚—堂中。白酒千钟熔块垒,青灯一盏课儿童……”。

  忠县师范校的青年音乐老师陈咸熙来找到我,问外面现在流行一些什么抗日歌曲,我就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义勇军进行曲》、《八百壮士之歌》给他听,他赶紧一句句把词曲都记下来,不几天,他就上街教唱,忠县城里也响起了慷慨激昂的抗日歌声。

  我心中仍记挂着华懋总公司的公事,不久我又踏上了征途,等待着我的是更艰难的人生道路。

    (此文曾经连载于《龙门阵》《巴乡村》等,重新整理时,父亲已谢世年余,文中所有人物均已不在人世,曷胜浩叹。陈仁德)

 

                      1995年1月5日夜脱稿于万县市扶贫办

                      1999年2月4日抄毕于万州日报社

                       2007年5月21日重录于重庆健康人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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